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避开纵横的河沟水洼，脚踏草丛根部或草墩上，从一处迈到另一处跨越式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得深浅，躲开软绵绵的草地下隐藏着的泥潭，再小心落脚或几个人相互扶助着走。就这样，在草地中一天走下来，人和牲畜皆精疲力竭。

    红军长征有四大难事：“打、走、吃、穿”。“走、吃、穿”的问题在穿越草地时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不仅是战士个人以生命与自然搏斗，更是人类群体对大自然生存极限的挑战，也是红军向自己命运的挑战。

    吃饭时，红军指战员宁愿自己吃野菜、草根和树皮，把仅有的一点干粮都让给伤员和体弱者。部队筹到的粮食有多有少，筹粮多的就要匀些出来给筹粮少的。每天开饭时，以连为单位围成一个圈子，由指导员发放小半茶缸青稞作为一天的口粮。每人带的那袋粮食属于集体的，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动用一粒。有的战士饿得昏了过去，也不肯动用自己身上的粮食。红军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

    事先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草地里没有干净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走在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马匹、骡子、牦牛。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不足。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

    宿营时很难找到一块较干的地面露营。找到干一点的的地面，还可以就地而卧；找不到时，只能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相互取暖着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是奢侈品，大家在严寒中互相你推我让，往往是盖在伤病员或年老体弱者身上。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以“睡姿”长眠而去的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过草地，每天掉队的有几百人。饥饿、寒冷，水草有毒，瘴气弥漫，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有的靠拽着牲口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收容队的队伍越来越大。

    红军战士戴天福是重病号，临终前，他掏出身上一个纸包要卫生员带给毛泽东，卫生员打开一看，里面是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卫生员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周围一个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

    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老红军们过草地的记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叙述：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专门向走过草地的老红军进行过调查访问，所有被访问的老红军异口同声的字就是过草地“苦”！

    老红军程启学始终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2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老红军徐彬多少年后讲起过草地的情境，仍然再三哽咽：一条条黑泥河横在面前，浮着一个个草堆，周围全是泥浆，绕都没法绕。一脚踩到泥里就直往下陷。后来学聪明了，就像青蛙一样，从一个草堆跳到另一个草堆。可问题又来了，一个草堆往往只能被跳两次，第三次跳就会踏破下陷。于是专门下令，一个草堆只能两人跳……

    姬鹏飞在长征中是医护干部，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

    行走中一旦落水，不仅水寒刺骨，而且有小拇指粗的蚂蟥叮咬，糟糕的是黑泥水还有毒，腿脚破了皮被污水浸泡后很快会出现红肿甚至溃烂，有人的脚趾甲也脱掉了。若不慎陷入泥潭，会愈陷愈深，轻者吞掉鞋子，严重时直至没顶。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如方法不当，也会被拖入泥沼，同归于尽。

    多少年后，老红军康渡还记得过草地陷泥沼时要求的自救要领：“一，保持冷静；二，立即卧倒；三，屁股上抬；四，慢慢翻滚出来。”康老说，淹没要是超过肚脐眼以上人就没命了。

    为了充饥，野菜成了红军救命的食物。但草地里的植物看似茂盛，有些是有毒的。为了以身试毒，那时候，多少战士奋勇争先。老红军赵本清说起来就落泪：“后来说好轮流试，有天轮到我，可司务长带我到烧菜处一看傻了眼。只见一位负责拔野菜的老兵瘫倒在大锅旁，他见我们来了，挣扎着叫我们不要再吃。司务长见状就‘骂’，‘说好大家轮流试吃的，为什么你偏偏不听话？’他勉强回答说：‘我负责伙食，却没有东西烧给大家吃，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如果我烧给大家吃的东西有毒，我会更难过。所以我先吃了，就是想保全大家……’话没说完，这位老兵就牺牲了。司务长一边还在不停‘骂’老兵不守规矩，一边失声大哭：‘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个好同志啊……’”

    老红军陶立功当时是团部卫生员，他亲眼看见一个排的同志几天没吃东西，突然碰到一片长着大片大片的叶子草，大家就摘下来猛吃，“不一会儿，整个排的人跳啊叫啊，猛跑一阵后倒下，再也没人起来。”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让他一生不能忘记！

    张思德抢着试吃野菜中毒。据老红军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我的父亲田长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过草地

    毛尔盖北面是草地，茫茫几百里草地要走十天半月。草地里没柴烧，每个人都多背上几十斤干柴。从毛尔盖出发的时候，我们几个炊事员背的背，挑的挑，每个人的负担都在七八十斤以上，我又背上了大铁锅，和同志们一起踏上征程。

    茫茫几百里草原举目无边，东西长近千里，南北宽有几百里，初一看，碧草连天，到处是草花盛开。但却气候多变，终年积雪。由于终年雪水的浸泡，有许多草根是腐烂的。水很黑，散发出臭气。实际上，就是一片广阔的沼泽地。

    草原上空总是笼罩着阴森迷蒙的雾，让人分辨不清东西南北。草地中个别地区有些小高地，有些藏族人民的放牧棚，但见不到人。因为部队多、少数民族地区粮食少，难以找到更多的粮食，进入草地前我们每人只有四、五斤炒面，我们就带了一些干牛皮。

    开始进入草地的时候，炊事班的同志们情绪都很高。大家都和我争着背大锅。我们的负担重，走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更需要加倍小心。

    ……草地上的路是一层草根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绵绵的，每踩一脚都噗嗤、噗嗤的冒水，走过的人多了，就会破坏草根的拉力，人就会陷进泥沼中。人如果陷下去了，千万不能用脚向下用力踩，因为，那样踩只会越陷越深，应该把上半身向侧方向躺下，用手抓住侧面的草往侧面爬，或者由其他同志伸出木棍拉出来。草地行军不能老是走一条路，要经常变换，因为前面队伍走得多了，这条路就不能走了，要换一条路。所以，在草地行军的速度是很慢的。

    在沼泽地上，一些战马陷入了泥潭，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只几分钟的时间，就只露出长长的脖子，凄惨地叫着，渐渐被沼泽淹没！

    沿途不断有人马陷入泥潭，有时还搭进救援人员一同沉入无底深渊。

    草地气候多变，老是下雨下雪刮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有时，乌云几乎是在瞬间压顶而来，紧接着就是大块的冰雹砰砰砸下！第一次过草地没有帐篷，红军战士没有棉袄，只穿单衣，很容易被雨雪淋的全身都湿透了。我们穿着湿衣服，肚子又饿，又遇到风雪袭击，身体不强壮的人，根本抗不住。在那种情况下，的确是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

    在草地露营就更困难了，我们以班为单位，坐在地上，背靠背，常遇到下雨雪，身上的单薄衣服淋得透湿，只能用自己身上的热量慢慢将衣服暖干。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中，我们没有叫苦和埋怨情绪，都觉得为了革命吃苦是光荣的，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得战胜它。

    在草地行军几天以后，困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同志们带的干粮都吃完了，背的干柴也烧光了，野菜也由前面部队挖得没有了。我们除了到处再找点野菜挖，只能主要靠吃牛皮来维持生命。我们把行军穿的牛皮草鞋泡软了，切得碎碎的，和野菜一起煮。虽然没有盐，但是，肚子饿的很难受，吃起来也感到很香。

    红军一过草地：

    1935年6月29日，陈赓、朱瑞率红一军一师六团、五团三营作为先遣，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激战3日粮秣已绝，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

    重要的是，这支先遣队报告路上找不到粮食，向总部发出求粮急电。

    吸取了第一批探路部队的教训，红军对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提出很多具体要求，强调每人带足15天的粮食，收集土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然而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人数达到10万，所控制的地区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万。10万人要带足15天的粮食，按最低的糊口标准也需要150万斤。在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不高的高寒藏区筹集到这么多粮食谈何容易？况且红军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已消耗了上百万斤粮食。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粮，红军各部队中粮食最多者只能每人携带8至10斤，多数单位每人能带5至6斤，最少的只有3、4斤。为便于携带，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因粮食不足，红军只好向藏民请教，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并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衣被等物资的筹集也远没有达到要求。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在草地边缘经常会遇到反动土司的骑兵，红军尚缺乏打骑兵的经验。中革军委于8月上旬专门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加强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

    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左右两路军计划到巴西一带会合，继续北上。

    8月15日，红军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很快进入草地。

    8月18日，在右路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率领先头部队3个团，从毛儿盖北面的洞亚卡至梁加卡进入草地。

    8月21日，右路军从松潘县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向北走40里就进入了茫茫草地。行军路线为毛尔盖→腊子塘→分水岭→后河→大草地→小森林→班佑→巴西。红军走进草地后不久，各部队便陆续断粮。为了走出草地，他们将随行的骡马杀掉，包括中央领导、军团领导的坐骑。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啃骨头，再后面的就吃马皮、草根。饥饿、寒冷、高海拔缺氧考验着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

    聂荣臻回忆：右路军8月21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一军团由二师四团作先导，走前卫。随后出发的是右路军司令部和毛主席、张闻天、博古及红星纵队的一部、红军大学等。然后是四军和三十军，最后是正在病中6天没有进饮食的周恩来同志带着三军团殿后。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他连续发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彭德怀命人组织担架队，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长）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加入担架队，结果走过草地便累得病倒。杨立三于1954年去世，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以示不忘在草地抬担架相救的革命友情。过班佑河时，怎样用担架抬着周恩来过河？后来是把十一团政委王平和邓团长的骡马联起来，把担架放在两匹马背上，用牲口来抬，战士们互相用绑腿带联结着，在马的两边组成人墙，保护着担架，就这样把周恩来安全地护送过河的。

    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若尔盖县班佑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两天后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发起包座战斗，歼灭了企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攻占了包座，打开了通向陕西、甘肃的大门，为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二过草地：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在左路军进至草地边缘时却突然要求全军回头南下。1935年9月，巴西紧急会议后，毛泽东、党中央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直属纵队和四、三十军以及红军大学一部又从巴西回头南下，再过草地，原路走回毛尔盖。深秋的草地天气寒冷，虽然在巴西筹集了二过草地的粗杂粮食，但红军将士的心情非常郁闷。一、四方面军的突然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队思想混乱，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时发生在红军最高决策层的“行动方向之争”。

    红军三过草地：

    1936年6月。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后改称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于7月上旬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等地出发进入草地。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南下受挫、一年后重新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数万指战员又经受了这片最艰险地段的磨难。8月初，三个纵队走出草地先后到达班佑、包座、求吉一带，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仅中纵队都在1500千米以上，其余两个纵队行程更远。
红军三过草地的巨大损失：

    一过草地时，一军团（即一军）过草地是右路军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三军团（即三军）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三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当时的一军团全部仅有三千余人）。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

    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据聂帅回忆：“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因此次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10天后，得到周恩来同志一份电报，他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者在400以上……”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殿后的部队收容掉队者和掩埋的牺牲者竟达四百人以上。一军团（一军）、三军团（三军）均为一方面军的战斗主力部队，一军团过草地尚有400人以上落伍牺牲，其他非战斗部队的减员绝不会低于战斗部队。

    黄克诚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

    仅在8月底，彭德怀命令三军十一团政委王平带上刚刚从巴西农区筹集到的粮食，率领一个营的兵力返回班佑草地，迎接滞留在班佑热曲河岸的伤病员。当他们一行赶到班佑热曲河边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河对岸至少700多人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过河后才发觉，这些背靠背坐着的红军全都牺牲了。还有一步之遥就走出草地去了，但他们没有能够走出去，全都牺牲在了草地上。这是记载长征过草地众多回忆录中，记载红军集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处。

    二过草地时，胜利结束包座战役的四方面军由8个团减员至6个团，损失四分之一。而且，二过草地是原路返回，沿途那些牺牲战士的新坟和未及掩埋的战友遗体历历在目，这些坟茔和遗体成了红军二过草地的路标，但也像一把把尖刀，一下又一下地刺痛红军将士的心。

    三过草地时，由于连续行军，长期断粮，部队体力十分虚弱，沿途牺牲和掉队的红军战士难以计数。在若尔盖包座一带的百姓中，不少人亲眼目睹过包座松甘古道上的罗玛龙沟成堆成堆的红军遗骸的惨状，那些红军指战员们的遗骨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散布罗玛龙沟约一千米地带，其惨状目不忍睹。据考证，这些红军遗骸，正是1936年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留下来的。据198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在雪山草地》记载：“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22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140人。许多红军战士嘴里含着野菜光荣牺牲在草地上”。

    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主要分布于若尔盖县的镰刀坝、包座牧场、班佑草地及红原县的色既坝、龙日坝一带）。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中央红军减员约7000余人；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减员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第三次过草地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许多红军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以致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曾任松潘县委宣传部长的杨继宗说：（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在镰刀坝以北发现过一圈尸骨，大概有八、九个人；后来和牧民探讨过，牧民说这决不是他们牧民的，牧民都是一两个人出来放牧的，这是红军的尸骨确定无疑。红军战士围篝火而坐取暖休息，在睡眠中就中了草地的瘴气，没有任何感觉就牺牲了，留下了这一圈的尸骨。

    曾有资料载：作为右路军先遣队的杨成武的红四团由于粮食带得充足，顺利地过了草地，但是有一个班的战士在睡眠中被瘴气熏倒而窒息死亡。那么，杨继宗发现的这些红军的尸骨会不会是红四团牺牲的战士呢？

    镰刀坝历史上就无人居住，只是牧民的夏季牧场。就在红军过草地的第二年，挖药材的牧民就在镰刀坝发现了由于下雨而暴露在地面上的一片片红军尸骨；自从在这里发现了红军的尸骨，牧民再来到这里就绕道而走。但十几年以后，又是采药的牧民在镰刀坝的另一处又发现了更多的红军尸骨。

    如今的镰刀坝（在红原县色地乡东面约20千米），是一个公路枢纽，向西南是一条柏油路到红原县的瓦切，向北是一条从松潘过来到若尔盖县城的简易公路（砂土路），路边草地上搭了几个帐篷是杂货店和饭馆。

    刘志坚三过草地

    刘志坚一过雪山草地（刘志坚任一方面军三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时因编入四方面军而三过雪山草地）

    1935年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第一天，红三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第三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第四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第五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班佑只有几间用干牛粪堆的房子，巴西、阿西则有不少藏民房子，地里有麦子、萝卜等，大家见到了房子、麦子、萝卜等，像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高兴。出草地后，三军团部队驻巴西地区，军团司令部、政治部驻在巴西。

    第一次过草地后，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带军委一部分和红大、五军团、九军团和三军团慰问团（由刘伯坚带领军团政治部火线剧社组成）没有跟随红一方面军立即北上，而和红四方面军在一起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

    刘志坚二过雪山草地

    9月15日，红军总政要三军团组织的慰问团20几位同志（由火线剧社10多人，两个团俱乐部主任、六七名优秀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刘志坚组成）跟随前敌政治部第二次过雪山草地。行军路线完全是原来经过的路线。这次比上次更困难，一是体力消耗殆尽，尚未得到恢复；二是没有粮食。又过了5天草地，到了毛儿盖。在那里休息了几天，弄了点萝卜干和青稞。大约是9月下旬又出发，再过拖罗岗、打鼓山、长板山、梦笔山4座大雪山。这时已是秋天，我们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天气寒冷，缺氧反应更加厉害，每爬一座雪山都得一整天，每往上爬一步就得喘喘气休息一下。到了山下，找不到房子，总是露营，真是饥寒交迫。大约是10月底到卓克基、松岗地区。到了卓克基，听说张国焘搞分裂，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了第二“中央”。我们耳闻目睹张国焘在部队中搞军阀主义，随意打人、骂人，甚至随便枪毙，实在看不惯。我们穿浅灰色衣帽，有红领章、红帽徽；红四方面军穿的是黑色衣帽，无红领章、红帽徽；所以随便走到哪里，一看就非常分明。有的人受张国焘的影响，骂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我们极为不满，总想离开那种环境到一方面军去。

    1935年12月中旬，我跟前敌政治部办事处从卓克基附近出发，经过懋功、达维、夹金山大雪山、宝兴，在快到天全的路上，终于见到了朱总司令。我把被留下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同时请示我们应该怎么办。朱总司令说，你们既已被留下，那只好在这里工作，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可以多做工作，少说话。我觉得朱总司令的指示很好，心里有了底，应照着去办。大约12月底到了天全。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时就成立了第二“军委”和“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李卓然见到我，要我任宣传部副部长，主要是主管油印报纸。因为油墨、纸张困难，记得每周才出一期。第二年2月上旬，张国焘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部队向川西、西康转移。不久，又提出建立川康根据地的计划，并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以邵式平为主席。部队往西康转移时决定以刘伯承为入康先遣司令，带红三十军为先头部队。周纯全、李卓然指定我为先遣工作团主任。

    刘志坚三过雪山草地

    1936年2月上旬，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我跟随三十军先头部队八十八师前往西康甘孜地区。一路上，我同刘伯承差不多每天都走在一块，在将近1个多月的行军途中，刘伯承多次跟我交谈，他说：事实证明南下是行不通的，碰了壁，现在只好到西康去，那里都是藏民，地广人稀，部队人员补充，粮食补给不能持久，也会站不住脚。如再往西去，不知要过多大的无人草原地区，更没有出路，最后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无论往西往北，我们都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果然我们经过宝兴后，又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又经过达维、懋功，往西，翻越摩罗大雪山，到丹巴，用了两天时间翻越党岭大雪山，这座山高4500多米，是我们已翻越过的雪山中最高的一座。在半山上露营一夜。山顶上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下雪，时而下雨，风特别大，人被吹倒爬不起来。只有中午个把小时几个人抱作一团，用冲锋的动作，才可以冲过山顶。我往山顶冲时，亲眼看到一个炊事员身上背着一口锅，因锅顶风，炊事员同抱着的人脱了手，结果他被大风吹倒掉到雪坑被雪埋没了，真令人难过。半夜后到了道孚县。一到道孚县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原来是道孚喇嘛寺约100多喇嘛持枪对我先头部队进行武装抵抗。经过战斗，喇嘛逃跑了，藏民也跑光了。为了避免流血，先遣司令刘伯承提出，要想办法做喇嘛的工作，通过喇嘛打通藏民群众的思想。并用他的名义给东固喇嘛寺写了一封信，说明我们的宗旨和政策，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由通司（藏语翻译）送去。这封信真起了作用，部队到东固时，喇嘛果然没有抵抗和逃跑。

    3月30日，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和我们先遣工作团进驻甘孜，不久陈昌浩也到了甘孜。周纯全决定将先遣工作团改为工委，任命我为甘孜工委书记。工委的任务第一是争取藏族群众，建立藏民党、团自卫队组织，建立政权；第二是为三十军部队和进驻甘孜的机关筹集粮食、羊毛、帐篷。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在甘孜县建立了甘孜城、东固、绒坝岔、白玉4个区的藏民政权和藏民党支部、团支部、自卫队等组织，并筹集了部队所需要的大批粮食、羊毛、帐篷。大约是5月初朱德总司令到甘孜时，受到喇嘛和县城藏族群众的沿途欢迎。6月初，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仍称四方面军。这时我被任命为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分3个纵队开始北上。3个纵队，穿行数百里茫茫草地，克服缺粮、缺氧等极大困难，经过约1个月的长途跋涉，于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我第三次过草地，从甘孜出发到阿坝是跟随红四军司令部一起行军的，到阿坝休息时找到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四方面军政治部一起到达包座。红四军要出岷、洮、西地区，于8月下旬到西固。9月初，我正打算依靠红四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周干民等同志开展地方工作时，又接到朱总司令命令，任命我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9月30日起，四方面军部队分为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中央指派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一、二师部队在隆德、静宁、界石铺一线和庄浪、渭水和平凉大道游击威胁胡宗南部队，积极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在会宁县城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刘志坚／《解放军报》2004年11月1日）来源：四川在线

    当年为中央红军带路过草地的藏族向导的下落（松潘县委宣传部杨继宗考证）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两个藏胞带路才安全地到达班佑的。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的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尔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尔盖前国民党的宣传，藏胞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尔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尔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进山洞里，被活活饿死了。

    在《红旗飘飘》里，刘忠的回忆文章也讲到红一军团先遣过草地的向导——从黑水、芦花出发的那一天，林（彪）军团长把我叫去吩咐说：刘忠同志（侦察队的），你们又要担任新任务了。交给你们三个向导，一路上要负责照顾他们，在前面带路。他讲完似乎还怕我不注意，又加重语气说：你过去做过红五团的政治委员，对这三个向导要多做做政治工作，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完成带路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主要工作。

    先说这三个人吧：一个是本地藏民，他知道些路线，但不会说汉语。另一个是从山东移来草地的回民，他会翻译汉语，人称他为通司，但不知道路线。再一个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的汉人，他既知道路线，又懂一点藏语，这是我们最需要最有作用的一个。但他的态度有些消极，对红军有一些抵触情绪。当时，对我们来说，显然这三个人是一个也少不了的。

    大军进入草地，最主要的就是走路，而走路的关键是要熟悉路线，我们现在要靠这三个向导来带路通过草地。林军团长为了作好这三个人的工作，不仅向我亲自交代任务，派我们侦察队负责照应，而且还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匹马，发了足够的酥油、糌粑、盐、肉等，此外，还有一条毛毯。可以说，这三个人要算过草地时最优越的人了。

    行军途中，军团长见到这三个向导时，总要问东问西，非常关心。

    有一天，前面遇到一条江河，猛一看他们三人也愣了。眼望着急湍的激流，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江河，该从哪里过去，怎样过去。最后林军团长来了，他对着地图和向导商量，核对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白龙江。弄清情况后，部队才安全渡过。

    快出草地时，走到一个深邃的山峡里，迎面是陡峭的石壁悬崖，前前后后找不到路径，人们着急起来。三个向导当时也晕头转向了。他们七绕八弯，在一个深谷里发现一座木桥。山谷深不见底，桥用很多根圆木排起来，横担在石壁之间，使人望之生畏。部队就从这个悬空的桥上通了过去。当时如果找不到这座桥，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呢！

    由于我们对那三个向导作了许多工作，他们……终于把我们顺利地带出了草地。部队通过草地以后送他们转回时，他们含着眼泪，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中国有了工农红军，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