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首席记者

    延安时期，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毛泽东还利用身处中央领导核心容易获得重要信息、更易洞察新闻背景、能更直接表达政治导向的有利条件，为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提供了许多新闻佳作，以他的职位之高、题材之重堪称当时的“首席记者”。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底有多少新闻作品，尚无找到权威统计数字，就《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收录情况看，从1935年11月25日的第一篇《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到1948年3月7日离开陕北前的最后一篇《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共有45篇。以下是收录篇目清单：

    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同《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历史教训(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评柏林声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质问国民党（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为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写的按语（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爷台山战事扩大(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电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从1948年3月离开陕北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1年多的时间，更是毛泽东新闻写作的高产期、高峰期，新华社有同志回忆说有百篇以上，《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收录的有40篇左右，仅1949年4月22日1天就发表3篇，并且策略性、战斗性更加突出。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吓退傅作义企图偷袭西柏坡的10万大军，导演了一场现代版“空城计”。《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鼓舞士气、瓦解敌心，堪称经典名作。

    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给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工作人员说：“你们工作很忙，我们也很忙，我们经常开会，作报告，发电报，但是我们也有一项做新闻工作的任务，我们也用相当多的时间做新闻工作。”单从主要新闻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就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愧为一位极端敬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但从驾驭新闻材料的艺术来说，不失为卓越的大师级新闻记者。战斗性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新闻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比如，反映国共关系的有关新闻，就是毛泽东运用新闻舆论工具，赢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历史记录。在表达形式上，语言活泼易于接受，立场鲜明引人注目，气势磅礴摄人心魄。此外，读毛泽东的新闻作品能明显感受到他的不拘成规、善于创新。比如，同一个新闻事实他所提炼出的新闻点及切入角度往往会与众不同且更显高明，新闻加按语在当时也是他对新闻形式创新的一大贡献。

    总之，毛泽东对中共延安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其角色定位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归纳显然也失之简单机械。毛泽东在中共新闻宣传方面的实践丰富多彩、内涵深蕴，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随着学习研究的不断深入，更觉得是弥足珍贵的稀世之宝。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其他新闻或党建类研究课题不同，本文首次将“新闻”和“宣传”作为一个整体连用，是觉得“新闻宣传”比单用“新闻”或“宣传”更能恰当反映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特质。显而易见，本文仅仅才是问题的提出，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投石激波之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新闻作品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1日版）；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3.《十年纪事—毛泽东1937--1947年》（刘益涛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1日版)；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5.《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选自《毛泽东大画册》，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6.《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编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1日版）；
    7.《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2月1日版）；
    8.《中国新闻史》（方晓红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1日版）；
    9.《延安时期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陕西日报社2006年版）。
    10.《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1947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