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我与母亲到石家庄干校探视父亲留影

    石家庄滹沱河畔有一个小村庄，当年称之为杜北公社东营大队，村北的小清河流水潺潺，小河两边的防风林郁郁葱葱……文革中有一天，大队广播说河滩地里来了一位中央领导视察，让民兵紧急集合承担警戒任务，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此为《红旗》杂志干校选址。

    文革中的《红旗》杂志很神奇，总编辑陈伯达飞黄腾达，跃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编委关锋、戚本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极一时、不可一世，当然多数人是倒霉的，副总编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被打成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他编委会成员也一起跟着被批斗，我的父亲徐荇身为编委、文艺组组长，自然也在批斗之列。

    1969年春天，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红旗》杂志只留少数几个人编杂志，将受审查和没问题的所有工作人员统统送到石家庄郊区东营大队的“五七干校”，一边检查，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所谓的“斗批改”运动。

    父亲刚到干校，同胡绳、邓力群等人一样都属于重点监管对象，干喂猪这样的脏活儿累活儿，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1970年夏天我与母亲第一次到干校探亲，父亲就是在去石家庄制药厂拉喂猪用的泔水途中请了一会儿假，与我们在白求恩墓前合了个影，然后又匆匆回去拉排子车。看着父亲那样的处境，乐观豁达的母亲在上面那张留影上留下了少见的愁容。

    艰苦的干校生活，苦中也能找到乐。1971年9月随着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陈伯达垮台，《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大家开始读自己有兴趣的书，一部分人还兴起了一股做诗热，领军人当推胡绳，父亲是积极参与者。

    胡绳在下干校之前，从他被批斗、被劳动改造时就暗自吟诗作赋。1967年在机关被迫扫楼道时曾赋诗一首：“不待鸡鸣破曙光，朝朝拥彗出前廊。/和风稍借三分力，夜雨微滋四角墙。/ 功未到时尘不去，学无止境路还长。/忽报东方红一曲，惊天震地有华章。”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下都能写诗，到干校后必会“诗兴大发”。

    干校开始流传的诗作，一般都从乡村景色写起。1972年春天胡绳做诗道：“簌簌槐花拂面香，绿荫成盖暖风扬。/田坪如画埂如矢，麦浪频翻穗吐芒。/疲马犹知思大漠，壮怀岂尽付流觞。/为祛旧惑重开卷，偶赋新诗待插秧。” 父亲则写词和道：“春来早，风物渐开张。柳絮绵绵犹忆雪，榆钱槐花送清香；催插早秧忙。”“早出工，晚出工，朝望晨曦暮望虹，秧耘日见葱。/舒心胸，坦心胸，沐浴阳光和雨风，顿成禾一丛。”

    忧国忧民的秀才们不可能只说风景，不议国事，针砭时弊的诗还是破口而出。胡绳对文革中轮番表演的那些跳梁小丑喝道：“泛起沉渣积垢，筑坛拜将称雄。/跳梁小丑一窝蜂。/破鞋充压寨，王八作先锋。/ 窃国乱军本性，谣言诡辩家风。/机关算尽总成空。/昙花真瞬息，草露泣寒虫”。父亲则极其痛恨猖狂一时的派性，写道：“伺官以为聪，/捕影煽风，/唇枪舌剑睚眦中。/顺友逆仇惟派性，/原则无踪。/辨术也稍通，/歪理重重，/断章取义自英雄。/粪土山头高过别，/大局忘空。”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几次从陕西回北京探亲，父亲都不能回家团聚，都是我去干校探视，言谈之间，经常离不开诗。记得有一次我说在社会上流传着郭沫若写给毛主席的一首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疗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父亲听后哈哈大笑，立即纠正说：”这哪是郭老的诗？你们弄错了，那是胡绳给中央写检讨时附上写的诗。”得知我在工厂当宣传委员，父亲嘱咐我千万不要写长文章，并念出胡绳写的一首诗：“长文拖沓水无油，老妪诵经人尽愁/ 闻道有碑称无字，一言不着得风流”。

    父亲年轻时做过语文老师，背诗的能力很强，有一次父亲全凭记忆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胡绳《得家书》一诗：“老妻念我早还家，为报寒窗菊有华。/阶下玉簪潜吐蕾，盆中铁树漫抽芽。/ 南溟合展垂天翼，东郭休培避世瓜。/覆水坳堂舟一介，年年咫尺是天涯。”一笔一划全是繁体字，边写边讲解，听的我都有些眼泪汪汪，我猜——父亲也是想北京的家了。

    后来我看出版的《胡绳诗存》，其中收录了他在干校时期写的20多首诗，其中许多首我都熟悉，因为在干校听父亲念叨过。父亲在干校8年，诗作也不少，写农田劳作就有：《减字木兰花•种水稻》、《蝶恋花•磨镰待割》、《西江月•谷场上》、《长相思•耘秧》、《卜算子•拔稗草》、《菩萨蛮•秋收冬夺》、《浣溪沙•脱粒机前》、《清平乐•扬场》、《沁园春•夜巡谷场》、《渔家傲•棚房自搭》等等，几乎样样农活都干过，算是一个老农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