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籍日本兵的由来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 “台湾人日本兵” “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特指这些军人。

    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初，台湾殖民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或翻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大陆同文同种同国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上大陆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1942-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l.8万多名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部落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增，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二、台籍日本兵参军的主要原因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1．“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日本政府为了消饵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台湾人都被纳人“皇民奉公会”组织里。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在这样主流舆论的操控下,尽管很多台湾青年是迫于无奈,但确有一部分台湾青年由于民族认同产生了扭曲,抱着所谓“纯真的爱国心”报名参军。

    2．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台湾人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有地位。前台籍日本兵简传枝回忆：日据时期一般台湾人是三等国民,改姓名者和使用日语的家庭属于二等国民,家里有人当兵的“出征家庭”和日本内地人一样待遇,都是一等国民，而糖和猪肉等食物的配给也根据家庭等级而有所不同。1942年，第一次招寡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

    3．经济方面的考量

    除了政治上受骗之外，台湾民众现实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极度贫穷，台湾民众过着艰难的生活。帮日军工作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200多元。台北的徐东波就承认:“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程前往菲律宾。”

    三、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重要史料

    近年来，台湾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的研究日益重视,出现了一些口述历史和学术研究，大陆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研究甚少。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台籍日本兵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他们既是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的受害者，同时他们的行为也给大陆及南洋的人民带来伤害。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不够全面的，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充当了“反叛者”角色，在战争中，部分台籍日本兵或联合当地居民反抗日军，或密秘为抗日队伍送情报，或直接投奔抗日队伍，或直接反抗日军。台籍日本兵并不像日本右翼政客所宣称的那样都是心甘情愿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的。以下是台籍日本兵 “反叛”的重要史料。

    1．联合当地居民反戈日军

    《北海市志》记载：民国34年，侵华日军大势已去，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纵队对日军进行猛烈的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等国组成的盟军派飞机轰炸涠洲岛上的日军基地，海南岛与涠洲岛之间的日军联络交通轮“图南丸号”也遭盟军飞机的袭击，葬身海底，占领涠洲岛的日军大部分撤走(包括台湾兵)，只剩下几十人。驻岛的台湾籍士兵因待遇问题与日军发生龃龉,加上密传：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洲岛上日军杀尽岛民，撤往海南岛。这一密传消息，唤起了台湾兵的民族意识和全岛民众的复仇决心。此时，台湾籍的杨、钟两名翻译积极串连台湾兵和岛上的居民，密议杀敌大计。34年6月10日晚， 台湾籍的士兵和岛民郑仁甫、张胜富、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人按计划行动，攻克日军的各个据点。岛民梁才等人在台湾兵的配合下，杀死了涠洲北面后背塘村哨所所长；吴二、谢土保等由台湾兵引路，杀了日军哨兵，攻下日军电台……。

    2．投奔抗日队伍

    《宝芳革命史话》记载：从1944年初开始，文昌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敌内部的策反工作，争取台籍日兵携械起义，反戈抗日。罗架村的林兰香经乡党总支部书记郑浩精心安排，她乘“做日本仔工”的机会潜进敌营，见机行事。她经常看见一个日兵每当抽烟时，总是抬头仰望天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经打听，这人是台籍日兵，名叫梁井。自此以后，每当遇见梁井，林兰香总是主动与其打招呼。又有一天，林兰香大胆地将一张“台湾革命同盟会”传单塞进梁井手中，梁井把林兰香带到僻静处，用枪口对准林兰香说：“谁派你来的?”林兰香从容地回答：“郑琪顺，陈国昭”。当时台籍日兵郑琪顺(即手岛)、陈国昭(即尖村)接受我党教育，携械起义，分别任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副主席。听了这两人名字，梁井慢慢地把枪收了起来。这时林兰香意识到动员梁井倒戈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当面对梁井说：“郑琪顺、陈国昭已携械起义，获得自由，你还在搞什么做到你死我死?”梁井握着林兰香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林兰香随即劝梁井起义，梁井说：“我要携带机关枪弃暗投明。”林兰香和同志们一连三天夜里接应，但不见动静。一天晚上，梁井乘下村巡夜机会，以擦枪为借口，带出轻机枪1挺、短枪1支、手榴弹4枚、子弹数百发，跟着林兰香投奔我方。通过我方联络员邢彩联的联系，郑浩、符之俊、符浩夫、郭书伍(宝芳圩人)、邢天展等在宝芳溪边接应。当时日军四处派出小分队日夜行动，严密侦察我方动向，追查梁井的下落。为了避开日军追剿，组织决定带梁井及枪支弹药前往文昌县民主政府活动地点头苑下场村。梁井携械起义，引起敌营一片慌乱。后来在黄秀娥(甘团村人)、邢谷己和乡党政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又有几名台籍日本兵掉转枪口弃暗投明。宝芳地区策动“反战”工作，在文昌县抗日战争的史册中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

    《台湾会馆与同乡会》记载：青年台胞李子秀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崇拜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除等民族英雄，从而萌发反抗日本压迫、报效祖国的思想。被日军强征入伍后，他身着日本军装，以“日本军官”身份作掩护，借故逃离军营，辗转到北平，隐匿在台胞林耀堂家中，后经苏子蘅等引荐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事教员，在带领学员进行反坦克训练时因地雷突然爆炸不幸牺牲，原八路军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元帅为他的墓碑题写碑文“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千古”。

    《历史暗角中的“台籍日本兵”》记载：1941年至1943年间，有20万台湾同胞被迫调到海南作战，但是，许多人起义投诚，掉转枪口，参加了抗日斗争。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将日军情报递交给海南抗日游击队，不幸暴露身份，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后来，经抗日游击队多方努力，才把他救出。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郭耀传不仅为海南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而且趁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人员。后来，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抗日队伍。在日军工程队当警卫兵的台籍青年罗金荣，不满日本人的欺压，于1944年下半年的一个夜晚，杀死海南岛英洲坡值岗的日本兵，夺得3支步枪和许多子弹，然后投奔到抗日队伍。1945年1月29日，嘉义人杨坤荣等28名台籍士兵，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1人，然后起义投诚。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仅在海南岛日军中服役的台籍士兵，起义投诚者就有290多人。

    3．直接反抗日军

    《近代以来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情感》记载：1939年10月，被应征入伍的基隆地区300多名壮丁发生暴动，抵制日军征兵，打死日军170多人，后转移到丛林坚持斗争。1940年，一些台籍士兵在中国大陆战场受到“惩戒”被押解回台湾。于是，他们便在花莲、新竹、屏东等地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战斗争。

    《日本战败“惜别宴”中日军官对射》记载：1945年9月初，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考虑到日军即将被解除武装，而军中的部分台籍官兵也要离队，于是决定在台北市东门町兵营大餐厅搞个“惜别宴”。当台籍军官走进兵营宴会厅时，发现左右两边不但酒菜不一样，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碗筷也相差甚远。一位姓林的台籍准尉“噌”地站起来，突然走到安藤利吉的席边；气愤地质问道：“这个‘惜别宴’不是我们要你们办的，我们也不愿意来，是你们非要我们参加，你们为何对我们另眼相看？”几名日本军官见状，也围过来辩论。他们说，台籍军官级别低，在宴会上吃差一点很正常。他们还嘲笑林准尉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准尉要与大将、中将平起平坐。另一名日本军官还讽刺说：“你闹什么呢?你将来当了大将、中将，就可与我们同吃同喝了。”日籍军官的这一席话，再次刺痛了林准尉。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个酒瓶朝那名日本军官砸去。日本军官向旁边一闪，酒瓶砸到了日军的酒席上，玻璃碎片砸伤了席上的几名日军军官。一各日本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朝林准尉射击，但未击中。台籍军官见日本人开枪打人，全都拔出枪来，朝着对面的日军一通扫射。宴会厅里顿时枪声大作，枪声、喊声、哭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安藤利吉、谏山春树、须田等日籍高级将领见势不妙，弯着腰从侧后门仓皇逃离。双方激战10多分钟，导致宴会厅内，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日本宪兵携带机枪和手榴弹赶来，场面才得到控制。事后清理发现，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