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段行程仍然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反向，从鲁班场战斗地继续沿[S208]省道南下，去往鲁班场战斗前召开苟坝会议之地。

    行驶路线：我们从贵州仁怀市鲁班镇出发，沿[S208]省道南下，经过五马镇、枫香镇，很快就到了苟坝村。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鲁班镇（向南）[S208]省道13km→五马镇37km→进入枫香镇8km→十字路口左转3km→苟坝会议会址（旅游区）停车场

    在取得遵义战役大胜之后，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于遵义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意味着毛泽东有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红军在苟坝驻留7天。

    苟坝（狗坝），因是苟坝会议召开地而闻名，而苟坝会议有名是因为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仅一周，就在苟坝会议上被免掉了，但二天后不仅复得，还出任了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团成员（得到红军实际指挥权）的戏剧般过程！这也成为毛泽东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举出的一个例证。

    苟坝（狗坝）位于遵义县枫香镇马鬃岭山脚下，是一块高山环绕的田坝，东有海拔1357m的石牛山，西有海拔1330m的崖头山和银屏山，北有海拔1425m的马鬃岭。坝子南北长约3千米，东西宽1千米，其坝子间有起伏状像睡葫芦小田坝，由马鬃岭脚渗出的二道地下水，汇成一道溪流自北向南流，称为白腊坎河。

    长征途中的苟坝（狗坝）会议：

    1935年3月5日，新设立了前敌司令部，由朱德司令员、毛泽东政委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3月10日1时，驻纸房、平家寨一带的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打驻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的黔军王家烈追剿纵队（何知重团、尤国才团），理由是既能稳操胜券，又便于扫清西进之路。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

    为此，在毛泽东建议下，张闻天召集了二十余人在狗坝（今苟坝）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领导20多人出席）专题讨论。〔有文献指出与会人员：中央和军委的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王稼祥、政治部主任朱瑞以及军委纵队司令、政委等所有领导。会议由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主持。〕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

    意见发生了分歧。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前敌司令部政委（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就构思好了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所以他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

    除了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领导都赞成林彪、聂荣臻“万急”电报建议。

    “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17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由于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洛甫）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新写长征图文档案》，391页）“‘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电视剧《长征》中有这个场景），结果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最后决定进攻打鼓新场，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时称前敌总指挥）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

    敌情严重，毛泽东夜不能寐，半夜里决定还得去说服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据周恩来回忆，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自述》，176页）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下半夜3时50分，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表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局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意见的正确。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与会人员，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当日，军委以朱德的名义颁发《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召回了已经向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团（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表明，在军事上，毛泽东获得了周恩来的坚定支持。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用邓小平的话讲：“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百年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而苟坝会议成立的“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后来在1943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1959年初，在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突围转移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领导红军打仗、求生存。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他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不放弃进攻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就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进滇入川的战略计划。

    我看苟坝会议，不仅是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的案例，而且，毛泽东的权威领导地位还远未形成，中央红军还得在长征路上多经受一些磨难。

    我们到达苟坝，感觉风光、气候都不错，枫香镇苟坝旅游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路边的停车场很明显。停车后，路边的入口处立着一个石碑，看起来像是推销广告——上面内容是“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编委会”的署名。不过，表明这里是苟坝了。

    从停车场往村里走（为了旅游需要，这个“村”是“复制”的），小路旁、老树下立着一个长满青苔的题字石碑“马鬃岭革命胜地”，题字人姓卢，可能是与苟坝会议会址有联系的人。这棵老树可能就是当地人称为风水树的那棵大树。

    再走一点路，就看见苟坝会议会址石碑和木牌。

    木牌“苟坝会议会址”介绍：苟坝会议会址原为卢姓村民居住，为木结构四合院。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苟坝会议”。会议前期就进攻打鼓新场作出了草率决定，并表决撤销了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职务。但毛泽东坚持真理，终于说服大多数与会人员认同了他的正确主张，从而使中央红军免遭重大损失，获得了新的战略转机。会议后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由此重返军内领导岗位，真正执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苟坝会议会址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是“四渡赤水”中三渡、四渡的策划地，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史典范。

    继续前行。苟坝会议会址及其周边的众多的红军驻地旧址、部分民居连在一起。我们到达时，部分道路还在铺设，一些房屋尚在整修。在标志标牌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我们首要的是在这一片模样相似的民居中找到苟坝会议会址，就是一座四合院。

    四合院内正中的堂屋是当年召开苟坝会议的地方。

    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和现地有所不同：召开苟坝会议的房子是大房子，卢家在此居住已12代，因为红军来时他们家的房子盖了没多久，它又被当地人称为“新房子”。这座房子的主人叫卢敏，80多岁了，曾经是这里小学校的老师。卢老师说，红军来时他还只有7岁。因为反动派的宣传，全家跑到山上躲了起来。红军走了以后，他们才回来，知道红军的总部就设在他们家。解放后才知道红军在他们家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他说：“红军当年选在我家开会，可能是因为我们家背后有大山坡，房前屋后有竹林和大树林。敌机飞低了要撞山，飞高了就很难准确投弹。那天爆炸了的3枚炸弹，没有炸伤一个人。”解放后，新房子大体上保存了原来的样子，但是东厢房已经被拆掉，盖起了一座砖瓦结构的小楼房，不再是80年前的样子。照此估计，现在的苟坝会议会址四合院是复建的。

    随后，我们在旅游区里“自由行”，看到什么就上什么图吧。看到已挂牌的旧址有：红军医院、苏维埃银行、军委二局等等。

    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当年的住屋相邻。

    待放置的说明牌，这么多住室旧址。

    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旧址。

    《红星报》编辑部驻地旧址。

    景区内还在布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