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段行程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反向，从红军三渡赤水的茅台镇沿[S208]省道南下，去往红军三渡赤水前的战斗地——鲁班场。

    行驶路线：我们从贵州茅台镇出发，沿[S208]省道南下，很快就到了鲁班镇。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茅台镇[S208]省道（向南）29km→鲁班镇（有停车场）

    还没有进鲁班镇，就看见山头上有碉堡，真有些战斗气氛。（后来我了解到，那个碉堡不是战争年代的。）

    鲁班场之战：

    1935年3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各军团：“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特令遵照。”毛泽东亲临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给红一军团连以上干部作报告。毛泽东获得了军中的正式职务，给各军团的电令上开始出现朱德署名之后的毛泽东署名。

    3月12日，在苟坝（狗坝）会议上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紧接着指挥第一仗，目的是要把周围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出蒋介石设置的大包围圈套小包圈。但此仗打得艰难、得不偿失。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巢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前锋行进到三元洞，发现主力红军没有去进攻打鼓新场，急返鲁班场修筑碉堡、工事固守。从地理位置、地形来看，鲁班场东有凉风垭，其上摩天岭海拔1400多米，西接马鞍山，西南至三元洞五六千米间为横形田坝，东北是丘陵地带到坛厂，下场口两山对峙成钳形口，地势易守难攻。从双方的兵力来看，周浑元部号称国民党精锐部队，其第三十六军辖3个师，其第五、第九十六师各3个团部署在鲁班场，其第十三师辖2个旅4个团位于鲁班场附近三元洞。单从编制员额数、火器、弹药综合力量看，红军不占优势。从敌军的态势来看，周浑元部从3月11日开始陆续到鲁班场、三元洞后，驱赶群众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壕沟前每隔1米埋设大木桩，相互缠绕藤条、布置荆棘，构成一道道障碍。

    基于以上情况，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前敌司令部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彭德怀年谱》但该建议未被前敌司令部采纳。

    3月13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

    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的进攻。

    3月15日，中央红军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由现驻地向鲁班场运动，对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拉开决战态势，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守敌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被践踏为平地。由于周浑元部3个师紧紧靠在一起、兵力集中，工事坚固，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攻击未能奏效。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通过一天战斗，已经摸清了红军的实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阵地的同时，甚至敢亲率一部向东北迂回至林彪红一军团右后翼。双方激战至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接报：距鲁班场西北60里，川军8个团向鲁班场开来；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向鲁班场开进，前锋已到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坝、花苗田。考虑到阻止敌人破坏红军西渡赤水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今仁怀市中心城区）、茅台镇转移。当晚，在红六团掩护下，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撤出阵地，向北转移。

    16日清晨，陈赓率领干部团接应红六团撤出阵地，也迅速赶往茅台。红军突然悄无声息地撤出战斗，使鲁班场守敌大惑不解，不知红军使用的是什么计谋，所以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更不敢追击红军。就这样，红军分三路从容不迫地转移至茅台三渡赤水。

    鲁班场之战，是红军在贵州期间继土城、遵义城南高地防御战之后的又一场硬仗、恶仗。在这场战斗中，一种说法是：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自己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牺牲的指战员中，不少是长征前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精英骨干。《鲁班烈士墓记》：“红军伤亡四百八十九人，其中亡团参谋长、参谋、营长各一人，连长三人、排长六人。伤营长一人，连长四人、排长十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清理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千具以上。不过，后一个说法可信度不高，因为几十年后清理战场上的遗骸，是分不清敌我的。总之，此攻坚战，是招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不满和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的石碑上是这样简要地叙述鲁班场战斗的——

    《万里长征涌铁流 鲁班鏖战气吞牛》：

    “1935年春，中央红军抵达黔北，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实现战略转移的目标，中央军事委员会于3月14日21时下达了3月15日消灭鲁班场之敌的命令紧接着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的部分部队与盘踞在鲁班场之敌军第二纵队在白家坳、团标寺、凉水井、老坟嘴、白果寺、丁家山、羊角岭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战斗从3月15日晨7点开始，当晚10时结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先后占领了敌军阵地多处，300多个敌军命丧黄泉，数十名敌人被生俘，红军伤亡489人。他们用热血写下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这次战斗，震撼了敌人，为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铺平了胜利的道路。在世纪之交修建红军长征鲁班场战斗纪念雕塑，以缅怀红军的丰功伟绩，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鲁班场战斗十分惨烈，虽然红军俘虏毙伤1000多敌人，但是红军的伤亡也十分巨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仁怀县人民政府建墓以祭英灵，从鲁班场附近散落的红军坟中，将143具红军烈士遗骸移葬在烈士陵园里，后来又从稍远一些地方移来了145具红军烈士遗骸，并作《鲁班烈士墓记》：“1935年3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鲁班场一战。红军伤亡489人，其中亡团参谋长、参谋、营长各1人、连长3人、排长6人。伤营长1人、连长4人、排长10人。1953年仁怀县人民政府建墓以祭英灵。”

    我还看到对鲁班场战斗有不同认识，即红军攻打鲁班场是为了转移，实行的是“先打后走”的策略。这样，第一是让敌人不易摸清红军的动向和虚实；第二是“先打后走”的主动权掌握在红军方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狠打敌人后，使之不敢尾追红军三渡赤水；第三是红军撤出战斗后，如果敌人脱离碉堡工事追出来，红军可以杀回马枪，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邓飞将军在《主动进攻鲁班场》中写道，鲁班场战斗，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假结合，可假可真”的战略战术，“进可以迫敌被动，退可以御敌主力，是战略转移中的成功战例。”

    不过，毛泽东本人很清醒，他曾说，“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这两次败仗就指的是青杠坡战斗（见以前发布的《重走长征路寻访57—青杠坡》）和鲁班场战斗。

    令人高兴的，是还有人近期发表文章《鲁班场战斗　毛泽东的冤枉败仗》（作者禹明先，2014年12月8日于遵义），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冤枉”——

    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的鲁班场战斗，是为了扩大遵义战役战果而进行的一次战斗，它是遵义战役的最后一战。……

    ……经过扎西修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回师黔北，继续实施他在猴场会议上提出，消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来获得第五次反围剿（注：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蒋介石为此调集参与中央苏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西进紧追中央红军，以最后围歼中央红军。因此中央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尚未结束，直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的战斗，最后冲出贵州进入云南时，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才算胜利而结束。中央红军关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口号自此退出历史记录）的最后胜利这个战略目标。毛泽东的这个反围剿战略思想虽然在苟坝会议上受到严重干扰，但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最终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施这个计划。

    正如笔者在《剖析苟坝会议的深层矛盾和斗争》一文中所说，苟坝会议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而是夹杂着十分激烈的宗派教条主义路线斗争。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获得领导权一事上我们便能看出毛泽东仍处在不得势的少数派一边（毛泽东后来曾对毛远新讲：“遵义会议后他做了十年的副手”）。据二渡赤水前原三军团十四团政委田丰叛变后向薛岳的供词说：遵义会议井冈山派占胜苏俄派后，毛泽东执掌了军事指挥权，“但内部分裂，军心不稳”，因此有苟坝会议上的这场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遵义会议的结果，中央红军高层分成三个派别，反对派、被反对派和中间派。陈云、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林彪等人对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的斗争发言均未表态，实际上成为中间派。其中陈云、刘少奇二人直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兵逼贵阳时才明确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因此陈云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遵义会议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是原则问题……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 而林彪和彭德怀两人在苟坝会议上则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凯丰为首的李德军事路线宗派教条主义阵营一边，实际上在为凯丰等人反对毛泽东的行为说话，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进行坚决地抵制，这就为后来的鲁班场战斗留下了阴影。因为一、三军团一直是中央红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如果两个军团配合不好，战斗就不能顺利甚至失败。由于彭德怀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表意见，于是土城战役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意见就开使表露出来，以至于他一直认为遵义战役的胜利不是毛泽东的功劳，而是他和林彪两人自动配合打下来的。因此他在苟坝会议上直接表露了他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观点，并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一职。但第二天毛泽东又东山再起，在周恩来的支特下，毛泽东提议不设前敌总指挥，而成立最高决策三人团，并由毛泽东全权指挥军事，于是又一次引来大家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抵制。对于大家对毛泽东担任要职的不满情绪，张闻天夫人刘英是这样说的：“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三军团在土城和遵义两场战役中都是担任主攻，打得艰苦，伤亡较大，因此三军团官兵中提反对意见和发牢骚的人最多。当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决定攻击孤军背水迎战的周浑元部时，彭德怀认为周敌已修筑起坚固工事，无攻破的把握，因此反对打这一仗。黄克诚也反对打鲁班场一战，并向中央写信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但毛泽东认为消灭周浑元部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仗不硬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能否在黔北立足与生存的战略战术问题。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坚持要打周浑元部，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决策。扎西会议毛泽东决定二渡赤水到黔北创建临时根据地，蒋介石已察觉毛泽东的意图，于是把周浑元纵队安插在赤水河中上游的仁怀鲁班场地区，无论中央红军要想在黔北立足还是东进或是西出，周浑元部都起到监视和牵制的作用。并且2月3日，薛岳已奉蒋介石之命将围剿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一职托附给了周浑元，因此自遵义战役开始，就成了毛泽东和周浑元这两个“前敌总指挥”的对决，只有打掉周浑元这个中央军前敌总指挥，借以震慑川滇军，从而打乱蒋介石的整个围剿图谋，才能实现毛泽东在猴场会议提出到黔北实行反攻，消灭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来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因此，为配合毛泽东的这一反围剿战略计划，红军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发布了一道《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向全军指战员讲明了消灭周浑元部“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根，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能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逼迫再要转移方向，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可见毛泽东决定打周浑元部，既是一个从战略高层决策设定的战略战术，更是一个从战略高层决策设定的政治仗，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尽管猴场会议就预料性地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并且当时周浑元部先是东进迎战，但因害怕被消灭，于是从长岗山地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鲁班场，战场形势上他已处于守势，又是孤军背水迎战，势气上他已表现出畏惧红军和毛泽东的阵状（据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讲：遵义战役吴奇伟北渡乌江增援王家烈前，希望周浑元纵队能迅速靠近遵义与他协同作战，但周浑元不敢前来助战，使吴奇伟很是失望，所以败得很惨），因此毛泽东判定“周浑元纵队尾追红军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但是鲁班场一战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不能说不对鲁班场一战三军团指战员战场士气产生负面影响。据周浑元部万耀煌第十三师入黔作战详报称：鲁班场一战，红军是3月15日午时向周敌发起攻击的。三军团攻击的是鲁班场西南面周浑元部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防线，当时九十六师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正在抢修中，三军团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即将肖敌保护抢修工事的便衣队击溃后，随即便占领了敌侧面高山。周浑元随即换上万耀煌的十三师防守，并派出一部分兵力掩护该师七十六团继续抢修工事，可惜三军团没有利用其已占领的有利阵地抓住战机乘势向敌人展开攻击，直到黄昏后三军团才全面向周敌十三师发起攻击，但此时敌人已将工事构筑完成，三军团虽多次对周敌十三师七十三、七十六两团阵地猛攻，都未能成功。据担任此次战斗前线总指挥的林彪、聂荣臻两人发给中革军委的电报，鲁班场战斗是3月15日15时开始总攻的，经过5小时的战斗，除一军团外，三、五军团的进攻无进展。另据周浑元3月16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伪一、五军团删电进犯鲁班场东、北阵地，现仍相持”中。电文中未提15日上午三军团的进攻情况，说明三军团在15日上午大半天无大的攻击行动。而薛岳《剿匪纪实》披露鲁班场战斗经过：“伪第一军团，于十二日晚由平家寨向井坝移窜，其主力并未他移，即在鲁班场停止，准备顽抗。我周纵队（谢漙福）第五师，担任鲁班场西北端之警戒及守备，并构筑工事。十五日晨，共军约千余，由仁怀大道犯我第五师之第二十七团，我第二十七团突起应战，约数小时，共军受重创，即向松林坡森林内溃退。十时，我（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亦有共军大部来袭。十二时，共军约千余，由松林坡经采山坪山麓，向雷山坡北端高地运动，午后三时，松林坡之共军，以猛烈火力，向我团标寺阵地射击，势甚凶猛，经我猛烈还击，势稍顿挫。约半小时后、共军复以五六百之众，冒死冲锋。经我第二十七团，以猛烈火力，向该共军侧射，其伤亡奇重。旋我第三十团亦派兵两连，向该共军施行袭击。共军不支，即纷向松林坡及采山坪方向溃退。午后五时，共军复以六七百人向我团标寺阵地攻击，先头冲至我阵地前三百米。我第三十团派兵一营，由正面及两侧施行逆袭，分三路迫近共军，白刃冲杀，共军不及防，秩序大乱。我乘势猛进，斩获甚众。共军于十六日拂晓向仁怀、茅台方向逃窜。与我三十团接战之共军，为伪第一师全部。与我第二十七团接战之共军为伪第二师全部。”可见鲁班场一战，整个15日上午主要是一军团在与敌人拼搏，其次是五军团。据林彪、聂荣臻两人3月17日21时向军委的电报，此次战斗红军共计伤亡四百八十九人。而据周浑元部万耀煌第十三师入黔作战详报，鲁班场一战，该师俘获三军团士兵十四人，步枪十七支。而该师则死连副一员，士兵三名，伤官长三员，士兵十三名。从上述战斗过程来看，三军团的伤亡显然没有一、五军团多。

    由上所述，鲁班场一战，整个15日上午主要是一军团在与敌人拼搏，三军团未能趁敌人还在抢修工事时配合一军团向敌发起全面攻击，而是坐失战机。据林彪和聂荣臻两人3月15日14时发给朱德的电报，该日15时他们才下令开始全面总攻，最初也只是一、五两个军团行动，三军团是黄昏后才参与全面出击的。对于整个15日上午和中午三军团坐失良机的这个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前线总指挥的林、聂二人承担，但三军团当日午前没有抓住战机扩大战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我们不难想象：假如三军团15日午前抓住战机向周敌猛力突击，鲁班场一战的结果将会是怎样？

    鲁班场一战正如彭德怀事前所料未能获胜，这就为彭德怀进一步说话争得了理由，因此三渡赤水后，彭德怀即批评毛泽东“指挥机械，攻坚乱碰，鲁班场一战原则上不应该打” ！毛泽东则回复彭德怀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此乃兵家常事！”

    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毛泽东称他四渡赤水期间的两场败仗，并非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错误，而是战场指挥失误。土城战役，聂荣臻说我军指挥上存在缺点，彭绍辉则认为是战场指挥协同不一致，彭德怀也自认是自己指挥失误，因此他终身不提“土城”二字。而鲁班场之失利，同样是战场的指挥与配合不协调。而毛泽东不愧为一代伟人，对于土城战役和鲁班场战斗的两次失利，他不把责任下推，而是一人承担。可惜八十年来的许多长征史研究专家，不是静下心来发掘史料研究历史，而是急功近利，利用毛泽东自认为是自己的败仗就草率地对历史下结论，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实在是有些冤枉毛泽东。

    至少，我觉得此文作者禹明先有不同的视角，而且，始终有人关注鲁班场战斗，这是让我高兴的缘由。

    其实，与此类似的看法在十年前就有了（《解放军报》2006年8月19日）——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长征史专家费侃如早先就认为，“鲁班场战斗是毛泽东用兵史上的‘得意之作’，与青杠坡战斗、遵义战役等，组成了雄浑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乐章。”费老说，对这场战斗，因双方伤亡严重，过去有人认为没有打的必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毛泽东之所以要打这一仗，是万不得已的决策。说形象一点，红军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通往茅台的鲁班场是必经之道，而国民党周浑元部如同挡在前面的一块巨石，非搬掉不可，舍此无路可走。可以说，这场恶战非打不可！费老还说，“这一仗给蒋介石对红军走向造成了错觉，对四渡赤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果然，蒋介石在鲁班场战斗4天后，电令追兵“聚歼红军于古蔺东南地区”。而同一天，红军却突然四渡赤水，轻松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颇具辩证法：“对于长征来说，每一次危急关头，都可能孕育着胜利；而每一次的胜利，又都可能潜伏着失败。青杠坡战斗，‘逼’出了毛泽东一渡赤水。而敌人向集聚在扎西的红军合围时，毛泽东‘谋’出了二渡赤水。当鲁班场显露危急时，毛泽东又走出了三渡赤水一招，并为四渡赤水打下伏笔。正是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毛泽东灵活用兵，使得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

    好，我们回到今日的鲁班场（鲁班镇）。

    1935年时，鲁班场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乡场。得名“鲁班场”是因为上场口有一个小山洞名叫鲁班洞。相传，当地豪绅孟氏一族在上场口修建石牌坊。在安放牌坊横梁时，掌墨师费尽心机还是安不好。于是，他一气之下跑到小山洞里去躺下休息。迷糊之中，得到一位白胡子老者指点。掌墨师醒来，按照白胡子老者的指点去做，果然很轻松地就把横梁安放好了。掌墨师将此事一说出，众人便认为是鲁班先师显圣，托梦真传。自此，小山洞就称鲁班洞了，小乡场也得名鲁班场了。

    今日的红军鲁班场战斗遗址纪念区含3个景点：一是1999年建成的鲁班场战斗纪念塔：二是位于下场口宴家堡的鲁班红军烈士陵园，初建于1955年，安葬了红军烈士遗骸145具；三是在鲁班场战斗主战场的白家坳的一座民间集资建的战斗纪念碑。

    我们到“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路边立着黑色石碑。

    再往前走，是“鲁班红军烈士墓”石碑。

    在这个石碑旁，是通往红军烈士陵园的石阶，沿石阶往坡上走，就看见“红軍烈士陵园”的牌楼（正门）。

    我们一进陵园，就寻找在烈士陵园守护红军墓四十多年的刘福昌老人，他的事迹早就见诸多家报端。

    老人和家人就住在陵园里的小屋，看见我们进了陵园，老人迎出来，看见我们重走长征路的队旗，坚持要拿着队旗到他的屋里，在他的奖状、奖旗旁照个相。

    进入红军烈士陵园，首先是毛泽东诗词碑，上面刻着的是毛泽东手书的《忆秦娥 娄山关》。老人指给我们看陵园里的红军墓和烈士碑，让我们好好看。

    鲁班烈士墓记记载了陵园中先后安葬的红军烈士遗骸共145具（正中的两个墓室安葬着从鲁班场附近掘起的红军烈士遗骸143具，左右两室安葬着从南木坝、云安掘起的红军烈士遗骸各一具）。

    在鲁班烈士墓记后面的草坪上是安葬红军烈士遗骸的那三个墓室，题字是集合毛泽东的手书字。

    烈士墓室后面是绿化的非常好的一片绿地、林地，在绿草坪中有4条水泥路面小径，汇向了中间的石台。往那个方向看，小径的指向是当年红军进攻山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