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烈士纪念碑的后方是“鄧萍同志之墓”。墓前立着大理石墓志，阴刻张爱萍敬书的竖行墓志铭，这是取自张爱萍在《星火燎原（3）》上写的《遵义到大渡河》中一段有关邓萍牺牲时情况的文字。

    邓平原名“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是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最高职务领导人，牺牲时年仅27岁。

    张爱萍回忆邓萍牺牲：

    张爱萍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里）中详细记载了邓萍牺牲的情况：1935年2月27日，在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战斗中，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带着团参谋长蓝国清，陪同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抵近敌前沿观察，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张爱萍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

    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张爱萍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张爱萍至今难忘事后彭老总说的一句话：“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寻找邓萍遗体、修建邓萍烈士墓：

    1957年夏，时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的李苏波接到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传达的彭德怀指示：中央军委很关心寻找邓萍同志遗体埋葬处这件事，希望当地政府帮助寻找邓萍遗骸的下落。彭德怀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由于当时战事紧张，邓萍同志牺牲当晚，红三军团指战员就在驻地街上买了一具黑漆棺材装殓遗体。第二天一早即掩埋在遵义城北郊山坡，没有立碑。

    由于当年战事紧张，红三军团指战员只对邓萍的遗体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标记。十几年过去了，当地没有人知道邓萍遗体埋葬的具体位置。

    当时受命寻找邓萍遗骸的遵义市民革主委、政协副主席朱振民（1935年担任国民党黔军第八师参谋长）等工作人员，根据北郊山坡和黑漆棺材这两条线索，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经过七八天的走访，终于从遵义城松子坎一家老榨油坊老工人王华轩那里找到了新线索。据王华轩回忆，当年红军从赤水河打回遵义后：“我是第二天早晨看到从罗庄抬出一口棺木，埋在松子坎罗徽五家的坟山，是红军自己抬去埋的。”

    王华轩引着朱振民等到罗徽五家的坟山，指着两个大坟之间的一个小坟堆说：“这个坟就是当年红军埋的，其他的都是罗家的坟。”王华轩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棺木是红军从新街颜家抬去的。

    朱振民等到了新街颜家找到了颜家一位老大娘。据她回忆，那年红军打来时，上灯的时候，来了几个买棺木的红军。她只承认是帮颜家的，没收钱。第二天听说装殓的是从干田坝抬回来的红军，埋在了罗徽五家的坟山。她还说，红军离开后，罗徽五回来时曾把坟挖开看过。我家老二那年十五六岁，也跟着去看。回来说埋的是一个红军官长，穿的是黑呢大衣，脸前有血迹。罗徽五见没有什么陪葬的东西，就又埋好了。

    经遵义地委同意，朱振民等邀请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孔宪权一起开坟辨认。孔宪权曾在邓萍身边工作过，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

    中共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指挥揭开棺木，看见死者只是左额骨露在外面，其余部分都被蚂蚁和泥土遮住了。死者穿的是短呢大衣，铁制衣扣已生锈。大衣里面是呢子西式背心，背心下是毛线衣，已经腐朽。下装已完全腐朽，脚下有两块橡胶质的鞋底。把遗骸头部的泥土轻轻扒开，发现右耳上额骨有一小孔，脑壳后有两条裂缝。

    为了弄准确遗骸的身份，另电请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与邓萍共事多年的老红军石新安来遵义作最后辨认。石新安是湖南邵阳人，在井冈山时期便在邓萍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和邓萍十分熟悉。

    石新安来到遵义，邀请遵义地区医院骨科医生和当年带路的农民蒋致才一起到现场察看。棺盖打开后，石新安仔细察看，并听取蒋致才讲述当年为红军带路的经过，询问牺牲者的面貌、身高、口音、衣服，在仔细量了遗骨后，提出了邓萍的四点特征：

    一、邓萍同志留有较长的头发；
    二、邓萍同志后脑有一块核桃大小的疤，没有长头发（生疮的缘故）；
    三、邓萍同志牙齿完整，无缺无补；
    四、邓萍同志衬衣袖扣是金属制品。

    通过现场找到的遗物和遗体的人体特征，确认墓中是邓萍的遗骸。石新安捧着老战友的头骨，止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医生便洗净骸骨，用丝绵按形体裹好，再用白绸包好，放置在垫有红绸褥被的新制棺木里。棺木暂时停放在解放军速成中学礼堂，待修好红军公墓后，再移棺迁葬。

    邓萍的遗物，如在移墓时保存下来的金属衣扣、毛衣碎片、帆布胶底鞋等物，陈列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展厅里。部分遗物陈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室内。

    邓萍烈士墓于1958年正式动工，1959年初建成。墓室用沙石料砌成，呈“凸”字形。墓地设计庄严朴素，四周都是常青树木。1959年清明节，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邓萍遗骸迁墓仪式。由于当时政治原因，彭德怀手书的墓名题字没有被采用。墓名用的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题字“邓萍同志之墓”。

    在“文革”期间，周林题字的“邓萍同志之墓”被改为“红军烈士之墓”。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邓萍墓碑上面刻上了张爱萍题写的“邓平同志之墓”。据张爱萍回忆，邓萍生前“萍”字和“平”字都在使用。1979年10月，张爱萍又从北京寄来了为邓萍墓题字的手书。

    1984年，为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被移至红军烈士陵园内，长方形墓体，红沙石镶嵌。墓冢周围苍松翠柏，四季常青。邓萍墓的东边还有石刻像，再现了邓萍中弹后倒在张爱萍身边的悲壮情景。

    在邓萍同志之墓旁边是红军英烈墙，记载了长眠在这里的三千余红军将士的英名，旁边还有无名将士的纪念墙。红军英烈墙的前面是石刻像，再现了邓萍中弹后倒在张爱萍身边的悲壮情景。在石刻像的基座碑石上刻着“邓萍同志千古”。

    从邓平墓往左而行，便是青松堂，里面存放着1935年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16位轶名红军烈士的骨灰以及23名已故老红军的骨灰。“青松堂”三字，是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91年2月为陵园题写的。

    青松堂旁是青石砌的圆形的红军坟，墓中的红军战士是卫生员龙思泉。

    在龙思泉红军坟的前面是女性的红军卫生员铜像。为什么是女性形象？一说是由于后人传颂有误，人们以为“红军坟”中的“红军菩萨”是一位女性，因此为其塑了一座女红军的塑像；另一说，是女性更能够体现出“菩萨”的形象。

    红军卫生员的铜像非常吸引人，表现了红军女卫生员给骨瘦如柴的穷人孩子喂药治病的情景。因为一直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铜像上总是挂满了红布带和红领巾，而她的绑腿和布鞋则被来此“祈福”的人们摸得锃亮，显出铜本色。

    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红军菩萨”的故事：

    红军占领遵义后，南关镇桑木垭村驻着一个连，连队的卫生员不满20岁，但他热心为驻地群众服务，由于医德好、医术高，经卫生员诊治的病人无不手到病除。这一消息很快风传开去，周围数十里的农民纷纷前往求医、讨药，一时间把他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傍晚，一个孩子哭着跑来请他到远离驻地十多里的地方为其病重的父母看病。卫生员不顾数天来的疲劳，冒雨赶去，连夜给孩子的父母医治，直到天明。待他返回驻地后，却发现营地内已是人去屋空。原来就在他为患者治病的夜里，连队接到命令连夜出发了，只留下连长托房东转交给他的字条，字条上写道：“小洪，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不能等你，你回来后，立即向桐梓方向赶来。”见到连长的指示，卫生员立即向连队出发的方向急追而去，没想到临走时却被前来感恩的群众簇拥着，这送鸡蛋，那送米粑，十分难舍。就在这时，追赶的敌人已到，不幸落入敌手的卫生员被枪杀于桑木垭场口。当地老百姓为了报答他生前为民除病的恩情，将其遗体就地安埋在路旁。因不知其籍贯和名字，群众就称之为“红军坟”，那些被卫生员治好的乡亲称这位烈士是“红军菩萨”，一些无钱医病的乡亲也纷纷把治病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前来烧香祷告。红军走后，敌人多次想把“红军坟”挖掉。为了保护“红军坟”，乡亲们想了很多办法，常常是敌人白天把坟铲平后，到了晚上，乡亲们又把坟墓堆起来了，然后放言说，红军坟会长，永远挖不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经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同志到遵义进行考证后证实，这个红军卫生员正是他当年所在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名叫龙思泉，广西人。修建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时，遵义市人民政府特将红军卫生员的遗骸迁葬至此。

    由军医大学立碑，上书《“红军坟”纪念铜像简介》：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有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待老百姓如亲人，医术精湛，药到病除。红军卫生员如“神医”的故事在当地百姓中广为传颂。一天夜晚，他翻山越岭为患伤寒的乡亲治病，第二天回来时，部队已紧急转移，他在追赶部队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悄悄掩埋了他的遗体，因不知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只好在墓碑上刻了“红军坟”三个字，后来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小红”，还把他做为红军“菩萨”来祭拜。敌人闻讯后曾多次毁坟，群众自发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坟墓。1953年“红军坟”迁入红军山烈士陵园，并根据流传中美丽善良的女红军卫生员形象塑了铜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1965年带领学员从重庆野营拉练到遵义，听到“红军坟”的来历后，忆及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当该团撤离遵义开始“四渡赤水”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一直下落不明。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思念，在遵义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经多方反复考证，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他的战友——龙思泉，男，中共党员，广西百色人，自幼随父习医，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935年1月19日牺牲时年仅18岁。“红军坟”是军民鱼水情的象征，龙思泉是红色军医的杰出代表。在龙思泉牺牲79周年纪念日重塑此铜像，并在坟前立碑记名再现史实，旨在告慰革命先烈，传承红军精神，昭示激励后人。

    我们离开红军山之前，我是一定要在此留个影的。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