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究竟是怎么牺牲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来自林炳才的回忆录《高台雄风》，说是董振堂军长站在东城门楼上指挥红五军将士修补被敌突破的缺口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牺牲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一月二十日战斗进行到最后，董振堂军长被敌人包围，他跳出弹坑，单腿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扑上来的敌人，然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扳机。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是亲历战斗的经历者，一个是搜集整理的当地史料，我不敢怀疑任何一个，但是我还知道一种说法，那就是父亲讲给我的一段故事——《董振堂三出三进高台城》。父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37年1月1日早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率领下，来到高台县城外，一枪未发守城民团就缴械投降了，守城的国民党一个团的部队早跑到酒泉去了。进城后军部设在了城北面的天主教堂里。为了准备敌人的反扑，当天下午负责宣传的就开始在大街小巷书写抗日标语，征集军粮的就开始下乡走村入户征购军粮，征兵的开始征兵。我家当时比较富裕，爷爷在粮食局工作，家中还种有五十亩田地，所以当红军到我家征粮时，爷爷就主动献出了十斗麦子，五十斤牛油，并且打了收条。一个姓叶的连长看到我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五六个，就动员我父亲参加红军，爷爷就答应了。穿的衣服是自己的，当时只给了一捧烟叶，一顶带红布五星的灰帽子，父亲就跟着进城了。新兵连被派到北城门驻守，父亲胆小，晚上站岗有老兵陪着，白天跟着学习打枪。十二日马步芳的部队开始包围高台城，把主攻的方向放在了东西两个方向。驻守西门的是投诚过来的民团，由于时间紧还没有被改造教育好，战斗进行到十五日时，他们看到形势有变，一下子反水了，于是西城门失守，敌我开始了巷战、拉锯战，经过反复争夺还是没有把西城门夺回来。紧接着东城门失守，南城门失守，使攻城夺池战变成了巷战，到十九日晚上，除一部分人突围外，剩下的人大都被逼到了天主教堂附近，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在北城墙根挖了一个洞，突出重围，来到黑河边，董振堂军长一清点，发现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重要成员不在，立马带着特务连又返回了城里，边战边找，由于天主教堂已经被敌人占领，巷子里到处都是敌人，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杨克明政委，只找到了十几个红军战士。他们第二次打出了高台城，把伤员安顿好后，董振堂军长不甘心，又带着特务连返回了城里，这一次他们被马家军死死咬住了，一直打到只剩下董振堂军长一个人了。董振堂军长打出高台城，已是无路可退了，马家军把整个北河滩都包围了。马家军一边缩小包围圈一边叫嚷着“抓活的，阿格（哪个）抓住了阿格（哪个）有重赏！”董振堂军长腿部已经受伤了，他就单腿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扑上来的敌人，然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扳机。马家军为了争夺董振堂军长的尸体，就开始了互相残杀，据说死了四五十人，后来被一个马连长抢到了，这时已经是二十日的凌晨了。

    父亲在战斗中被打散以后，一直装死到二十日中午马家军从北河滩撤去，才跑到北山里，算是捡回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