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董振堂纪念亭

徐向前的题词

迟浩田的题词

2012年发行的董振堂邮票

以董振堂将军画像做封面的《西行漫画》

董振堂的汉白玉雕像（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董振堂送给朱德的毛毯

    董振堂（1895.12—1937.1）男，汉族，河北新河县人，字绍仲，中共党员，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董振堂1921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学习，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历任排、连、营长，直至中将师长。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残部在河南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董振堂任26路军第25师第73旅长。1931年初，蒋介石调第26路军南下江西剿共，26军在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面前，屡吃败仗。“九一八事变”后，董振堂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立志抗日救国，思想日益倾向革命。1931年12月14日，在26路军特别支部的策划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一起率领26路军1.7万名官兵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1932年6月任红五军团军团长。1934年10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长征，红五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任全军后卫，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红五军被编入左路军，此后便随第四方面军行动。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使董振堂和红5军在长征中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直到1936年10月进入甘南会宁地区，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时间、里程最长的部队。

    1936年10月，红五军同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军西渡黄河，执行中革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11月11日，过河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参加了西征。12月7日,董振堂当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一部占领甘肃省高台县城，1937年1月12日，高台县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2万余人包围，董振堂率部与敌人血战八天八夜后，1937年1月20日晨，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县城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一

    董振堂，1895年12月21日，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1年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学习，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一所高等军事学府，被喻为是培养军官的地方和孕育将军的摇篮。

    1923年6月，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放弃了去待遇优越的吴佩孚部队实习的机会，反倒选择了纪律严明、待遇较低的冯玉祥的11师，实习结束后，董振堂正式参加冯玉强的部队，到基层炮兵连当了一名排长。从此，董振堂便走上职业军人的生涯

    董振堂跟随冯玉祥部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经历了驱逐末代皇帝出宫的“北京政变” ，随后又参加了与奉系、直系军阀以及直鲁联军的作战。在历次作战中，他都表现了军人英勇善战的优良素质，并且取得了冯玉祥的赏识，由排长、连长、营长，逐级擢升至工兵团团长。

    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冯玉强将部队改为国民联军(又称西北军)，董振堂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随冯玉祥西征,打退了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成为西北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1927年北伐战爷爆发后,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出师河南、湖北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1928年6月,冯玉祥调十三师守备洛阳，董振堂兼任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5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手讨蒋,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追随冯玉祥率部参战，屡立奇功。不过这次战役最终以冯、阎联军的失败而告终。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被迫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收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改编后, 董振堂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围剿红军。

    1931年4月，党中央派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3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第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开始有组织地发展党员，并开展地下工作，最早发展了王铭五、李青云，成立了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后又秘密包括军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余名党员，为了便于开展活动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又成立了长官支部、士兵支部，使党的力量渗透到二十六路军的上层和基层连队。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辽宁沈阳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这时担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因病去了上海看病，日常军务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中，以赵博生、董振堂为首的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拍来电报，并以“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相威胁。由于二十六路军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重兵阻拦，部队官兵的反蒋情绪更强烈了。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利用这一极端有利的形势，积极开展工作，把官兵的情绪引向正确的方向，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董振堂在部队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革命活动和政治宣传，使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之光。

    1931年12月14日，在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的策划下，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部队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宁都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红三军团攻打赣州，久攻不下。陈诚带领敌王牌第十一师前来增援，三军团腹背受敌，十分危险。
    1932年春，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打的第一仗，而且是临危受命，任务光荣而艰巨。红五军团开上去后，勇敢地和敌人作战，顶住了敌第十一师的强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赣州之战，红五军团初露锋芒，董振堂指挥的十三军大显神威，救红三军团于危难，红五军团自此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主力部队。

    1932年4月，由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被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董振堂激动万分，要把自己多年的积蓄12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缴。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缴，并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1932年6月，中央对红五军团进行改编，有三个军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军团长，朱瑞任政治委员，陈伯钓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7月，为了打击进犯赣南苏区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董振堂又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红军战史上有名的南雄水口大战。从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红五军团共击溃敌人20个团。尤其是7月8日，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向敌猛冲，满山遍野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一天就杀敌3000余人。在此后几天里，红五军团又接连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打得敌人狼狈溃逃。在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表现英勇顽强，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声威，红五军团的大刀威震敌胆。8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1933年春，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战役中，红五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2师、59师和11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师骥。俘敌官兵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台一部。首创红军战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先例。黄陂战役后，陈诚错误判断红军主力在广昌，于是将其中路的3个纵队改为前后梯队，由黄陂、东陂向广昌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得知敌这一企图后，一面令红11军佯装成红军主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其前后纵队的距离；一面令主力秘密北移，埋伏在宜黄东陂至宁都一带山间。3月21日东陂战役打响，红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东陂战役。以一部兵力牵制敌第9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止敌前纵队回援；以主力围歼敌第11师。拂晓，红军各部队总攻开始，至13时，敌11师被歼，敌9师一部和敌59师残部企图增援11师，在雷公嵊以南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敌11师被歼后，中路军其他纵队也纷纷后撤。东陂战役伤敌师、旅长各1人，击毙敌旅长1人、团长3人，俘敌官兵6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东陂战役的胜利为中央红军以弱胜强开创了战例，东陂战役胜利归来，董振堂和五军团声威日隆。

    1934年10月，中央调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并对红五军团领导进行调整，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军团政委，陈云为中央驻五军团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转移时全军团约12100人。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在湘江战役中，董振堂率部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和敌人浴血奋战数昼夜，阻击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第34师6000红军将士，同十几倍于己的敌军鏖战4天5夜。当掩护最后一支部队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部队已锐减到不足1000人，江桥遭到空中敌机的轰炸，被阻截在湘江东岸，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率余部突出重围，沿湘江东岸北进。最终师长陈树湘及5000多名红军战士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牺牲。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胜利渡过湘江做出了重要贡献。红５军团由１万余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12月18日，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剩余部队补入红五军团。刘伯承调中革军委任总参谋长，陈伯钧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都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但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最终未能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35年5月,中央红军准备在皎平渡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渡,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坚守前沿阵地九天九夜。而敌人两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已紧逼在前。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董振堂主持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会上,他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央机关和全军的安危。红军是个整体组织,各军团亲如手足不可分,我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次任务,掩护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安全渡河!”就这样,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硬是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直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军委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董振堂指挥红５军团在金沙江南岸与追击之敌激战数昼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赢得了宝贵时间。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多次胜利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奋勇杀敌,多次出色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作战任务。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血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1935年7月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指挥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原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五个军的番号仍旧。

    8月6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抗日,并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围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五军被编在左路军行动。当红五军历尽艰辛趟过草地,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要他们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董振堂率部遵命二过草地返回阿坝后,张国焘找借口收走了红五军团同中央联络的电台和密码,从此,红五军便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之后,红五军被迫跟随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并被留在丹巴县担任警戒。9月10日红一方面军北上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随红四方面军征战，期间,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动,董振堂和红五军的干部战士配合朱德、刘伯承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5年11月,红五军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仍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长、黄超任军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长征终于胜利结束。此时,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

    三

    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建立根据地。

    1936年10月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为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开始了红军征战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西征作战。

    1936年12月30日，董振堂率五军占领临泽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31日，西路军总部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进入临泽县城。红五军进入临泽城后，董振堂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董振堂和政委黄超商量部队下一步计划，二人经过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属大队外加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临泽，由董振堂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特务团、骑兵团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去攻打高台县城。政委黄超把电台也留在了临泽，就这样董振堂率领的部队就和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1936年12月31日晚，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部进军高台，临泽县城与高台县城相距30公里。1937年1月1日凌晨，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县城。红五军攻占高台后，部队机关和后勤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机构，筹集军需物资的工作。

    1月2二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在县城文庙街头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动员各界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援红军，并扣押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县衙捕班头目赵仓，会后开放粮仓，救济穷苦百姓。红五军组织的部队宣传队走街串户进行宣传，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身穿单衣为群众挑水、劈柴、扫地、帮助群众。医务人员积极为病人治疗疾病，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支持。接着，又组织召集城区工商界人士和有钱户进行座谈，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支援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