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会毛主席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 年3 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主席的婚事

    1940 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 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江青和主席认识是康生安排的。

    1937 年11 月29 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曹轶欧是同学，相熟而结婚。曹轶欧给鲁迅写过信，收入鲁迅书信集中。回到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的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父母将大女儿留在家中，缠足裹脚，待机出嫁。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南房是客房，东西厢房是儿孙们住。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 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果然康生没有骗我。陪我的县委书记并不知我的用意，但他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康生原姓张，名字换过几个，张耘、赵溶，最后定名为康生，这个名字译成外文，很像外国人的姓，响亮，上口。1920 年代康进上海大学学习，结识了同学曹轶欧，由朋友结为夫妻。曹轶欧为人厉害。康生与江青到上海后没有什么来往。

    江青十几岁时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后在上海，以蓝苹为名演戏，拍电影，参加进步活动，坐过牢。

    康生先请江青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久，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许明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主席的住地。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他也曾主动地为我介绍爱人，一开始介绍某领导人的女儿，我一口回绝，干部子女一律不要。最后将他的秘书介绍给我。这已是1945 年的事了。这就是他的为人之道。

    江青告诉我，是康生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此时，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不回来，准备去苏联。主席做工作，贺子珍执意不回来。有人告诉她，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1938 年秋，她到苏联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很快夭折。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主席又问。

    “能，试试看。”说完，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将床单扫净，连褥子都扫净，重新铺了。这些事都是警卫员做的。警卫员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扫不了这么干净。主席没有留她吃饭，她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之后，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动地说：“我给你缝缝。”这次主席说：走这么远的路。留她吃了饭，才走的。

    当时主席住在北门内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的桥儿沟镇。不知从何时起，她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说：“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

    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多有微词。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不仅中央党校的学员写了信，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亦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我记得王世英参加了签名。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知道江青的底细和为人。江青是演员，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如何出狱的，引起人们的怀疑。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要求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张闻天是留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不得已，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转交主席。主席是不认输的人，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不久，由主席设宴，款待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唯独不请张闻天夫妇，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

    1940 年她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不久，她就把输卵管扎了。金大夫为她做的手术。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名字也是江青起的。她对李讷是疼爱的。李讷住的窑洞有地炕，怕苍蝇进去，门口有拐道。后来李讷搬走，我搬进去住，主席开玩笑说：你升级了。这是李富春非让我住进去不可，我不得不搬
进去。

    1941 年中直机关搬到杨家岭后，江青嫌人多嘈杂，1943 年江青和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整风时期，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主席把她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当时主席兼着中央党校的校长。中央党校审查江青的历史，她的党籍都有问题了。因而她比较老实。到七大之后，她才有了组织鉴定。有了结论，她非常高兴，来找我。我是支部负责人。这样她才恢复组织生活。

    她的生活习惯和主席的不一样，爱挑剔。在延安的时候，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是拘谨严己，在公开场合不露面，不敢露峥嵘，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如做皮衣，一定要买宁夏的滩羊羔羊皮。吃药，要从香港买药。买山东的特产阿胶等等。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要办到这些事都是比较困难的。到1947 年撤离延安时，她拿出一大筐阿胶要求处理，后来都送到延安的药房去了。

    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虑我党、国家的大事上，但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扰毛主席的工作。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我们不得不满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为此任弼时批评我两次，说：大姐那么多，女同志那么多，对江青不应该搞特殊，照顾了毛主席就照顾了她了。高岗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有一段时间不在延安。我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他才去的。他说：“我不能得罪她。”

    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转战陕北之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中央领导到香山后她去了一趟苏联，开国大典前回到北京。开国大典时，她想上天安门，毛主席不同意，她气得要死，但也无可奈何。

    她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像话。“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无法无天。不少当年反对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这都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个账应记在她的身上。毛主席将事情想得简单了，没有想到江青会是这样。主席并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

    毛主席对江青并不满意。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看，从1974 年起，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江青，从这点证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伟大的政治家。

    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1943 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4 月3 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都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活动，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证明。”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在中央决定发出的前两天，1943 年4 月1 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 年1 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1956 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年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美国人从波兰人手中搞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复制本，并于6 月4 日将全文公布。赫鲁晓夫对此矢口否认。我将美国人公布的与苏共给我们的原文对照，一字不差。

    美国人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后，在世界各国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对东欧国家共产党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怀疑。波兰、匈牙利的局势甚至开始动荡起来。

    6 月，波兰波兹南机械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遭到机械部长的拒绝。工人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地政府又出动警卫部队和坦克镇压，造成死七十四人、伤九百多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波兹南事件”。

    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受到极大压力。鉴于斯大林以往的做法刚刚受到严厉批判，地方党和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又明显错误，波兰党政领导人不得不公开出来承担责任。6 月30 日，他们批准并出席了为事件受难者举行的葬礼，并且宣布退还部分税收，以满足工人们的要求。

    离开毛泽东身边

    转战陕北之后，我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管中央毛、朱、刘、周等人的政治秘书。中央从西柏坡迁到中南海仍是如此。我的政策是尽可能的不去管，因为无论田家英、李琦等这些政治秘书，他们首先的任务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服务，直接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到中南海后不久，江青从中作祟，挑拨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江青到过苏联好多次，每次都要林利给她当翻译。一次我派张国男陪她去，她极不满意，到主席那里告状。

    1952 年春间，江青自己联系苏联医生为主席看病。这两个医生带了自己的翻译。机要室的人不了解情况，按惯例办事，来了苏联客人就打电话叫我去。等我赶到丰泽园时看见主席、江青坐在一边，医生和翻译坐在另一边，已开始交谈。我坐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事就想走。这时，江青忽然将主席叫到另一间屋子去谈话。他们不在，我不好意思走开。过了一二十分钟，主席、江青出来了。这时主席的态度大为改变了，说：“师哲，你来翻译。”意思是不要医生带来的翻译，这使我不好意思，于是我对医生的翻译说：“你是专家，你们两个译。”主席极力表现只让我翻译，不让他译。我心中极不舒服，很尴尬。过了不久，又从江青口中传出，要把师哲“搞垮、搞倒、搞臭”。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想，你江青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但这话是有来头的。当年到主席那里去的苏联客人很多，特别如尤金时常和主席见面，这使我越发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