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特区）的基本状况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政权管理实际上分为两类，含三种方式：1、日、伪控制的殖民政权。2、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区域内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共产党政权，而在共产党管辖区内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私有制与局部公有制（特区）并存的现象。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也相应分为沦陷区的殖民经济，国统区内的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和陕甘宁等共产党控制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史证明了史上称谓的“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辉煌、对中国思想发展和社会运行历程影响最深远的时期。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 

    一、1937~1940年 休养民力期 ：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红军的存在变为合法，并于1937年1月13日进入延安。2月，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4月23日，“针对时局由战争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发布了《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4月30日，《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中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特区经济建设的意义与条件…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他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因此积极进行特区经济建设，成为我们目前中心任务之一，…特区在经济文化上虽然较为落后，…特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及特区内广大忍苦耐劳具有强大组织力与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保证我们可以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模范区域”。5月2日，苏区代表会议明确要“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洛川会议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根据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国民政府划归23个县由边区管辖，组织上实行共产党人、进步分子、中间人士各占同等席位的“三三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改称其“陕甘宁特区政府”，边区政府制定了《特区政府施政纲领》（15条），1938年1月，复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整体经济落后。

    “我们建设的步骤，首先是恢复，其次乃讲发展”（林伯渠）。1938年以前，边区几乎所有日用品全靠外间输入，公营企业规模极小，只有职工270人。从1938年开始，边区开始注意建设公营自给工业，并陆续建立了大量的政府、教育、医疗、科研机构。其间，大批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也纷纷到访并提供了各种支持，促进了边区制定的各项政策更加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

    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国民党封锁，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开始从事生产劳动。2月2日，李富春在边区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延安成立各级生产委员会，领导各机关的生产运动，并组建市场委员会，负责延安新市场的开辟工作。4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4月7日，又颁布了《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5月1日，举办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

    1940年1月，举办了边区第二届工业展览会。2月3日，发布《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2月10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5月17日，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专门负责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31日，著名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7月1日，为加强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7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立。9月，延安华侨联合会成立，同月，朱德提出要开展发挥边区特长的纺毛运动，拉开大生产运动的序幕。8~12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由105个战斗团，约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威风，却也引来日寇疯狂报复。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12月9日，为减轻当地农民负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关于生产自给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一九四一年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 其余一切用费（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自一月一日起不再发给经费”。

    二、1941~1942年 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期 ：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随后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每年60万元的军饷。自武汉会战失利后，日军改变了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而转变为以共产党为主的进攻方针，向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进攻与扫荡，造成边区财政金融极度困难。毛泽东主席在后来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阐述：“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零年及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针对极度的困难，他提出三条出路：饿死、解散和生产自给。

    1941年，边区每百人口至少要养活4个脱产人员。1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商业税暂行条例》。1月29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与《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及《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3月份，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屯田。5月1日，中央批准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先后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债务条例草案》等。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5月16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5月27日，公布《边区中央局、军委、边区政府关于公营商店的决定》。当月，发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这时，延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运动进入第一阶段。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的社论。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再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贯彻“以农业为主，广泛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11月，边区政府陆续颁布了《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乡市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壮丁牲口条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则》等法规，逐步形成了边区独立完整的司法体系，并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通过。林伯渠在会上指出：不但要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徒与信仰自由，而且要更完备的保障人民的财权…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纳租纳息，保障一切人民现有之土地私有权…要照顾到雇主与地主的利益，也要照顾到工人与农民的利益，以调解各阶层抗日人民的利害关系。会上，李鼎铭先生提出著名的81号“精兵简政”议案，以求减轻人民负担，平衡发展。12月，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3%。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边区经济渡过财政难关。1937~1940年期间的边区经济政策多为具体的针对性解决之策，到了1940年毛泽东提出并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相关政策逐渐体现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系统性。

    1942年1月，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民国）经济建设计划大纲》，同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基于“（1）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2）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为三条基本原则的“减租减息”政策。2月26日，颁布《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局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3月16、17日，《解放日报》发表“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揭开边区大规模股份制投资经营活动的序幕。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在会上就毛主席的报告，作了《整财问题报告大纲》的说明，明确提出“发展民营经济（即私人经济），…现在我们边区的经济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集体经营的公营经济，二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集体活动的民营经济，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942年1月~194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率中央农村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考查研究，整理出几十份调查报告，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定义，在中共基础理论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时延安的政治、经济发展，尤其是在35年以后，为彻底打破思想禁锢，反思过去的政治路线，以及当今开创中国坚定的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均具有指导意义。

    三、1943~1945年 经济大发展，达到全面自给期：

    1943年初，中央进一步提出“丰衣足食”的口号。3月，中共中央进行了较大的机构人事调整。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争取一、两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民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10月，毛泽东提出：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6月3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银行管理外汇办法》。7月23日，下发《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改进食盐统销的指示》。8月14日，公布《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励办法》。9月，颁布《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列》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试行办法（草案）》。

    开始于1941年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思想上统一了全党，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各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减轻了人民负担，积累了搞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管理干部。当年11月26日~12月16日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12月22日，中共中央开始对“抢救运动”予以纠正。

    1944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转发西北局减租指示的通知》。3月，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准备向“七大”提交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5月22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同月，国共开始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6月，大型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7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还颁布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决定》。同月，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后为联络组）到延安，共产党再次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1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代表到延安，通过四次会谈，最后与毛泽东一起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上签字。12月，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发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3月28日，颁布《陕甘宁边区奖助实业投资暂行条例》。这年春天，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内经过一年对日寇的局部反攻，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的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稍后，国民党也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8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资暂行办法》。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并发了通电。7月1日，国民参政会6位参政员到延安共商国事，回重庆后黄炎培先生著书《延安归来》，印行十几万册，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往重庆，经过数次多方谈判，最后与国民政府鉴定了“双十”协定。

    抗战时期，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大发展，中央多次强调其指导方针：“边区财政的方针是公私合作与公私两利的，”“我们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我们的财政是服务于这个政治任务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任务是统一战线，因而财政也是统一战线的。我们不取消剥削，但是我们限制剥削，我们的经济政策既不剥削穷苦的人民，也不专门剥削剥削者。”——南汉宸1944年8月《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

    这一方针被历史证明是适用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发展规律的。同样，也应该作为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重温那些已被逐渐淡忘却经过充分实践检验，证明其完全符合国情且获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会对今天社会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极大帮助。对于延安时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历史上有两种认识。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短期而具有过渡性质的策略，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在较长时期内适用中国社会现状与发展的。经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检验与不断反思，历史证明后一种认识当为正确的。

    从（独家珍藏）真实的延安文物原件看陕甘宁“特区”的发展建设

    2007年秋，我们参加了“延安儿女联谊会”寻访团访问延安，临行前我们对父母张协和与姚毅夫妇遗存的3000余件延安时期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在仔细阅读其中部分后，发现这些重要资料反映的实际情况与人们大多对那个时期的理解有着太大的不同，以往对延安当年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层面，而他们保存下来的3000余件陕甘宁边区原始史料，让人们从更深层次了解到延安军民真实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状态及作为“陕甘宁特区” 环境下的具体经济运行状况。

    1946年底，当时毛泽东主席并不想放弃延安，胡宗南调集了39个旅，23万军队，而我西北地区只有1万余人，因兵力悬殊极大最后决定撤离。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规定：除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一般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

    延安各单位火速集中并销毁了上百万件各种资料文档。解放后，全国曾收集到延安时期文物两万余件，中央档案馆也将有关延安时期文物两万余件移交延安纪念馆，可惜1977年延安大洪水使其损失严重，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历史的了解及判断与当年实际情况相较存在明显不足。

    现在研究延安时期最权威的史料之一《解放日报》影印合订本(1941年5月16日—1947年3月27日),是50年代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范离（延安撤退时任后梯队司令员）以随中央后梯队撤退的张协和在危机情况下,用车拉、骡驮经陕、晋、冀运至山东解放区，最后带到北京的两大箱《解放日报》为主，并少量补配后由人民出版社影印的, 其成为后人研究、了解延安时期政治、经济及军事活动的稀有的官方性重要史料。

    这些历经千山万水、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革中被分拆藏于多名亲属、部下、友人处才躲过劫难保存下来的资料，除《解放日报》外绝大部份均未与世人见过面，其涉及领域广泛而细致，是研究延安时期资料中不多见的。

    原件展现了“公私合作与公私两利的边区财政方针”特点的“张协和以私人名义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代表王西平签定的合作种植菜种的合同”及种植计划（附图1）；张协和记载他个人、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入股妇女合作社、大众合作社、中央管理局合作社等多种私人投资经营活动及延安公有制单位间的经济活动和多种多样结算与支付方式等的笔记本；边区发行的彩票奖券及颁发张协和的劳模奖金书；记录中央管理局美坚工厂实行以责任制为基础的 “半工半料成本经济核算制”、“奖惩制度”和“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组成之企业管理模式的工作笔记（附图2）、账册表格、生产图纸、技术培训教材等资料；中共中央组建第一个建委---杨家岭建设委员会的聘书及布置中共“七大”会场中央大礼堂的装饰设计和施工图纸等（附图3）；为宣传教育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工作笔记和参展科普技术挂图实物、宣传广告（（附图4））为中央首长设计办公住宅及配套建筑群、南泥湾高干疗养院（红楼）、新中国商店总店和有关边区的商业、银行、邮政等建筑工程及室内装饰和配套家具用具的图纸（附图5）；关于从事我党隐蔽战线与相关领导间的来往信函；被遗忘而未入《解放日报》正史，现已成孤本的《解放日报》社并行编辑出版发行的《解放日报——临时刊》（1946.12.5—1947.2.10）…

    另有大量真实记录和体现着延安各行各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不愧为全国模范“特区”的史料：如为提高医疗水平修建中央医院及阿洛夫大手术室的建筑和配套设备、器具等设计加工图和为普及医疗保健知识出版的《军民卫生手册》（附图6）；1943年在朱德总司令关怀下，开创我党的义肢业，为伤残军人配置假肢的图纸、资料、实物等；为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设计制作的布景、道具、乐器图及为冼星海排演 “黄河大合唱”制作提琴的大样图等；为中央幼儿园与延安保育院制作小床、家具及多种大型娱乐玩具的图纸；收藏保存的当年照片等（附图7）；还有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向美坚工厂征订家具、用具的信函及为其设计的加工图纸等等。

    这些史料，以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如邓小平那句名言“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前半句所说，“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延安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诸多领域的特大实验区。他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独立拥有并掌握政权与军队时(包括准国家性质的银行、税务、司法、海关等)，实施了国家私有制和局部公有制两种制度的共存，促进了文化与思想的解放并空前发展，融合了多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而产生“新民主主义”系统理论与具体实践。当时中央提出“实践检验真理”的基本概念，作为系统的思想指导体系，对现代中国诸多方面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并迅速掌握全国政权，到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继而实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均可追溯到延安早期的实验萌芽与发展。一种制度下，允许另一种制度生存和发展，并向其积极学习与借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创举。能广泛吸收、包融不同社会制度具有的积极因素而形成新的制度是最具有活力的。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辉煌、对中国思想发展和社会运行历程影响最深远的一段历史。

    这些原始资料的面世，将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特区在当时国家政治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客观形成并实施的“一国两制”实践及真实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更完整、立体、鲜活、繁荣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态，也为业者及史学家提供了深入研读边区发展建设难得的史料。

    附图：

张协和个人与中央办公厅签订合作种植蔬菜种子合同的播种计划表（合同背面）

张协和拟写的关于1945年生产事业计划的工作笔记

张协和为布置“中共七大”会场用大旗杆设计的镂空木刻旗杆头大样图

张协和绘制的美坚木器厂广告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