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可贵的个性：李公朴民主思想的显著特征

    李公朴民主思想的特征可以从他毕生的社会实践及其思想成果中得到体现。笔者试从民主性、先驱性、爱国性、理论性、实践性和系统性等角度，并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概略分析与思辨。

    1. 关于民主性。所谓思想的民主性，笔者认为是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特点的思想性质。就是说在该思想体系中，不论从社会生活任何领域或任何角度去考察、思考和论断，始终以人民大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思想的出发和立足点，贯穿和体现了人民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

    这从李公朴民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6个阶段可以充分体现和验证。（1）萌芽时期：李公朴17岁起便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21岁在武昌文华大学附中、23岁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学潮，曾被老板和学校多次开除而更加主动坚定地参加民主运动。这是其民主思想的萌芽时期；（2）追求时期：24岁投笔从戎加入当时革命的国民党并参加北伐战争，后面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搞独裁统治而愤然分道扬镳。这是其民主思想的积极追求时期；（3）感性时期：26岁出国求学两年多时间，一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训，利用学余、打工和毕业后的机会，全面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制度及社会面貌，写了大量国外通讯，向国人介绍和评价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是其民主思想的感性时期；（4） 理性时期：28岁回国后开始创办媒体和社会教育实体，开办读者专栏、平民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出版文化及进步书籍等等，是其吸取了中外民主思想的精粹并将民主思想付诸社会教育和实践的理性时期；（5）成熟时期：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参与发起文化救亡运动、组织文化界救国会、抗战建国教学团等，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政治主张。这是其民主思想更趋完整的成熟时期；（6）高峰时期：抗战胜利后直至牺牲，他为反对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民主教育、民主生活的著作，举办社会大学，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从世界看中国”，提出“人民才是原子弹”的著名哲学观点，为崇高的民主国家目标而义无返顾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其民主思想体系的高峰时期。

    所以说，李公朴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主性，民主性贯穿于其全部思想体系和毕生的社会实践。

    2. 关于先驱性。所谓先驱，顾名思义，是指马匹跑在前面，先走一步。这是先驱一词的字面涵义。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思想和行为的先驱性，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国度或民族中，当人们普遍对某种思想和事物尚未认识、理解与觉醒，更未有普遍的追求行为之时，少数先进人物已经认识、理解、觉醒，并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或初步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升华为一种新的理想信仰而带头实践之，这样一种现象所具有的性质就叫做先驱性。先驱性的特征是先于大众觉醒；其作用是教育、引导、动员和带领大众认识和追求新事物，并以这种追求升华到信仰的高度为这个新事物的美好实现而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不懈奋斗。

    综观李公朴一生的思想体系，民主思想的先驱性十分明显。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广大民众对于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和事物的涵义、意义、本质、面貌、目标和实现途径，普遍是认识模糊的，有的甚至是由于缺乏信心而不信仰的或信仰脆弱的。及至今天的中国民众，能从政治文明的制度意义上、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高度上、进而从人的完善和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上来认识民主的，也比例极小。尽管在李公朴之前也不乏民主运动的先驱和范例，他们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事迹也可歌可泣，但毕竟凤毛麟角和收效甚微。而李公朴们能在如此“铁板一块”根深蒂固的独裁统治制度下，学习、培育、建设、传播、普及被几千年一贯制的统治当局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民主思想体系，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之，从而唤起民众推动民族思想文化认识层次和深度、推动国家和民族政治制度的进步、提高与发展。这样一种思想体系的先驱性，难道还容置疑吗？

    从这个角度看，先驱性又寓于进步性之中，进步性往往孕育着先驱性，二者是同一性质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深度，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

    当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先驱性必然隐藏着危险性。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具有先驱思想的人们总是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反动势力总是利用其掌握政权的强大和民众的尚未觉醒而拼命绞杀先驱者及其思想，就像旧事物总是试图扼杀新事物一样具有顽固的反动规律性。因此，先驱性寓于危险性之中，而危险性又反衬着先驱性的坚定、难能可贵和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不是吗？一个李公朴倒下了，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赞美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历来就有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人。指的就是先驱人物的先驱精神。没有先驱就没有千军万马，没有第一声响雷就没有暴风骤雨。这就是李公朴们民主思想的先驱性产生的榜样作用。

    3.关于革命性。所谓革命，笔者认为就是用批判的精神和战斗的行动，对包含文化思想在内的一切旧的社会现状和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革。或者说铲除旧的社会体系的命根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与秩序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

    当然，革命的方式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之分。前者用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后者用议会形式辅以思想斗争形式进行。李公朴的革命方式主要以非暴力革命形式、辅助配合暴力革命。这是由他所在的政治党派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更是他考察了中外世界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规律，在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的正确选择。一部中外社会制度史分明的地告诉人们，暴力革命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暴力革命的胜利者往往又成为新的独裁者。李公朴对此有亲身参加北伐战争并目睹胜利成果被独裁者窃取的切身体会。但是，议会的、思想的、批判的方式，并不影响李公朴进行民主革命的战斗。他说“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到底不是像黑夜转成白昼那样自然而至的。这要经过人类的血斗，中国大众……怎样来担负起战斗的任务呢？”（《人民的公意》）；又说“我们不怕国难深重，我们只问有无牺牲赴难的决心”（《如何纪念国庆》）。这同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如出一辙。诚然，鲁迅、李公朴们在非暴力革命中吃尽了独裁者的暴力苦头，因此他们从心底里赞成并在行动上支持正义的暴力革命，自己则坚定不移地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革命，这就是与其革除国民的身体疾病，不如革除国民灵魂疾病的道理。只有唤起民众，彻底治疗民众的心理疾病，才能有社会制度的根本革新。这也是李公朴在社会革命中为什么特别注重社会大众教育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看来，李公朴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就是带有鲜明思想文化性质的彻底的革命性。

    4. 关于爱国性。有人说爱国性人人有之，其实非也。衡量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有无爱国性，不仅看其宣言而更要看其行动；不仅看其在和平时代更要看其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外族入侵时代的表现。君不见中国近现代社会，每当外族侵略时，有多少在和平时代高喊爱国的分子，届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汉奸卖国贼。笔者曾整理抗战史编纂抗战英雄事迹书籍，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中充当汉奸、“伪军”的不计其数，由此认为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受弹丸小国欺侮和抗战之所以须持续长达14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正如李公朴先生所说：“汉奸有他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多汉奸，是中国社会内部利害分裂得太厉害”（《新的进攻的特点》）。当然这众多的汉奸“伪军”中，有社会各阶级人士，上到国家高层领导人和大资产阶级，中有地方各级官员、中产阶级，下有许多迫于生存的社会底层平民阶级。上、中层阶级充当汉奸卖国贼有其必然的阶级本性使然，固然十恶不赦，下层平民阶级尽管有情可缘，但无论如何充当汉奸也不可饶恕。

    爱国性必须以无私无畏为品质基础。李公朴本为一介平民子弟，如果他是一个只为个人着想的“识时务者”，完全可以不涉足政治，不搞民主运动，不同统治当局唱反调，至少可以“随大流”而埋头个人奋斗，也许一生过得并不会差；或者他再世故一点，投机一点，接受政府的“赏识”和许以的高官厚禄，岂不更加荣华富贵？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但高昂着爱国、爱民、民主、革命头颅的人生道路——从求学中因闹学潮而被多次开除；北伐胜利后私放当局通缉的革命者；愤慨于当局的背叛革命而毅然脱离胜利者的队伍；出国留学考察世界而专注民主制度，到回国后公然违背政府和占领者意志，冒着生命危险在反动统治区、敌占区、抗战前线奔走呼号，演讲动员、考察调研，公开发表有悖于统治当局的政治主张，甚至以其一介书生的身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带有建国纲领性的《中国政治问题讨论大纲》、《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等纲领性宣言文章；公然将执政当局视为仇敌的边区称为“革命的摇篮”和“新中国的雏形”等等，不遗余力、奋不顾身地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甚至为爱国而蹲大狱、为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而履遭迫害直至年仅44岁就被暗杀，献出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源于李公朴思想中贯穿的包含民主性在内的爱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