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同志95岁，曾任中办秘书室主任，中组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七届全国政协法工委常务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此文写于1994年。

毛泽东与彭德怀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约彭德怀同志谈话，要彭德怀同志去西南担任建设大三线副总指挥。彭德怀当时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对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主席安慰彭德怀，鼓励他去工作；二是毛主席对彭德怀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转变。

    从一些资料看，毛主席在1960年12月30日“郑州会议”上听取中央局负责同志的汇报的插话、1961年3月5日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谈话，都坚持说当年“庐山会议”反右是正确的，事隔四年半之后，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就有了转变。不管怎么说，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毕竟是一件好事。

    我是一个受“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投奔陕北的青年，有幸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很多讲课、报告和谈话。可以说，我们这些投身革命的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1950年5月到1958年8月，我被调进中南海工作，更直接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他的身教和言教，他为党、为人民而工作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超人的胆识以及文韬武略，深深影响着我，教育着我，鼓舞着我。

    千秋功罪任评说

    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位是哺育和教导我的导师、领袖，一位是我最敬佩的军事指挥家，都是我最崇敬的伟人。

    我是抗日战争初期认识彭德怀的。那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严肃、刚毅。以后，因为和浦安修一起工作的关系，和彭德怀接触多了，才觉得他外表严肃而内心炽热。1947年，我在庆阳县打游击，当时他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毛泽东与彭德怀3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担心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大，叫我跟随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随野战军转战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回到西北局机关。在此期间，他那种不畏强敌、不惧艰险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忠贞不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西北解放后，他仍兼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当时我们都住在西安建国路，见面的机会较多。我深切地感到，他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卓越的艺术，而且有高度的政治修养，善于掌握政策和策略，善于和民主人士合作，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具有丰富的经验。与张治中就有关大事的商谈，与陶峙岳的谈判，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晚饭后一块散步、下棋，使我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了解得更多了。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对毛主席的敬佩。他给我看毛主席送给他的书，他的读书心得，以及他曾几次向过去的中央写的建议。1958年春，他从外地视察回来，认为军事院校划右派划的太多了，有扩大化的倾向，说要向毛主席谈。我问：“这时提意见行吗？”他坚定地回答：“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能考虑个人得失。”我由衷地敬佩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高度的政治敏感，也由衷地敬佩他的那种敢于陈述意见的特殊勇气。作为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人员，他这次谈话对我的教育很大。这以后，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听到群众对重大事情的呼声时，总是联想丹心照日月起这一幕情景，因此都能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1958年，因“黑旗事件”，我被错打成反革命。后来，我听刘景范说：1958年冬，在武昌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在场的一次小会上，彭德怀问：“何载参加革命时还是小娃娃，怎么会成反革命？”据刘说，他未想到彭德怀同志对同志那样关怀，向上反映问题那样大胆。以后，我虽再也听不到彭德怀的声音，也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他俩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永远难忘。

    30多年来，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庐山会议”的资料，想弄清楚“庐山会议”的前因后果。大量事实使我感到，毛泽东与彭德怀这两位伟人之间，尽管在“大跃进”问题上产生认识分歧，但纵观历史，两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都惊人的一致：

    ——两位伟人都饱经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立披荆斩棘，做出了卓越贡献。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灯塔，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拥扩和支持他的主张。同时，毛主席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交给彭德怀去担当。彭也不负重托，不惜舍生忘死，完成使命。

    ——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感情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他们都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毛主席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德怀的鼎力支持。彭德怀在1929年10月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力避硬战，避实就轻；敌进击其虚处，敌退尾追”，以及“盘旋式打圈子”等战略战术，与毛主席的很多军事思想甚为接近。毛主席的许多重要军事学说中，也凝聚着彭德怀的心血和实践。我军的许多著名的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也是彭德怀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现的。

    ——彭德怀对毛主席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主席对彭德怀十分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出他们的共同性格：雄才大略，大智大勇；在艰险和困难的时候，在强敌面前，都临危不惧，“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逢大事，高瞻远瞩；遇大难，身先士卒。毛主席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家，彭德怀是我军善打恶仗、险仗、硬仗的将帅。

    ——都出身农民家庭，来自群众之中，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都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都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从实际出发， 反对浮夸、报假和不老实。在上庐山开会之前，都主张继续纠“左”。

    非常不幸，毛主席因彭德怀一封信，转移了方向，错误地把一个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勇于提正确建议的助手和战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彭德怀当面发生了争执。要我看，主席与彭德怀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是有的，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说彭德怀一贯与毛主席不合作，就不妥当了，而且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彭德怀1927年底为湖南独立师一团团长，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他率部经过艰苦战斗，到达宁岗，和朱德、毛泽东会师。他上井冈山不久，敌人调集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剿井冈山。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800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迎战2.8万敌人，战斗的激烈、残酷程度可以想见。由于敌众我寡，加之叛徒出卖，敌人从背后突袭，当激战3日突围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当时彭德怀入党不到一年，到井冈山只有几天，许多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如果彭德怀汝有全局观念，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担当不起这一艰巨的任务的。

    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率部经过苦战，攻克江西瑞金，再次与毛泽东部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彭德怀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表达了坚持原则，大义凛然的立场，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信赖。   

    1930年7月27日，彭总受命率领仅有8000人的红三军团攻克了3万之敌据守的长沙城。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攻下一个省会，也是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毛主席也说：“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最后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但8月23日，彭德怀即迅速回军浏阳与毛泽东领导的一军汇合，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统由毛主席领导再攻长沙，虽未克，但表现了彭德怀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贞。这期间还有两件事，感人肺腑。一是毛泽东为了诱敌深入，提出红军东渡赣江，当时彭德怀所率的三军团指战员多是平江、浏阳人，大多数人不愿过江。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服了不愿渡江的同志，毅然率部东渡。二是过赣江后，发生了“富田事交”和所谓“AB团反革命事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当时，彭德怀收到仿毛泽东笔迹的 一封信，诬陷彭德怀是AB团。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把信送给毛泽东，同时发表宣言，强调坚决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的领导。彭德怀这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对维护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战绩辉煌，彪炳史册。在这辉煌的战绩中，有彭德怀的赫赫战果。

    1930年12月30日，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领导一军团战于宁都，彭德怀率三军团从右翼切断敌人退路，配合一军团取得龙岗大捷，活捉敌18师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又集中20万兵力，进行第二次“围剿”，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自5月16日开始，15天中连打5个胜仗，在东固山、中村、建宁三战三捷，横扫敌军700里，歼敌3万人，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月，蒋介石复以30万兵力，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彭德怀先在兴国县的莲塘全歼敌上官云相74师，继在永丰县的良村消灭郝梦麟两个团，后在方石岭再歼韩德勤52师及9师的炮兵团，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兰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的最著名、最成功的战例，也是一、三军团协同作战的结果。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动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和机关8万余人，从瑞金，长汀突围（在此之前,1933年1月蒋纠集兵力50万人，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被错误路线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职务，但毛泽东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胜利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经验，对红军仍有很大影响，加上红军将士英勇作战，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1月29日，彭德怀率三军团抢先渡过湘江，占了云南界首。1935年1月，彭德怀率三军团与一军团一部协同作战，占领遵义城。1月15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北进，先命彭德怀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执行前卫任务，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泽东令彭德怀统率一、三军团作战，彭德怀率部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歼敌2个师、8个团，俘敌3万余人，使红军摆脱了强敌前堵后追的困境，使毛主席声东击西出奇兵的英明战略战术得以实现。

    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反对张国焘南进，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周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德怀先派11团去秘密保卫毛主席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接到三军团驻地医病，协助毛主席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从而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由于长征转战，红军消耗极大，由8万多人减到1.4万人，彭德怀为了应付敌人骑兵袭击，保存骨干，更为了保存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光荣旗帜，主动提出取消他率领的三军团的番号，将全部人马编入一军团。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意，并立即付之实行。这个建议，是真正的英雄气魄和赤胆忠心的具体体现。

    1935年9月12日，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造成的危机，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他们密切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通过回民区，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尽管这时红军只剩下7200人，但仍勇猛地打退了敌人5个团的追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3日，彭德怀又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了有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敌109师及106师一部，“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莫基礼”。

    从1928年12月，彭德怀赴宁岗会见毛泽东，到1935年11月3日胜利到达陕北。在八年又一个月中，血和火的历史证明，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密切合作、互相信赖的战友'他们共同为创建红军，为扩大根据地，为长征的胜利结束呕心沥血；他们并肩战斗，历尽磨难，凝结了深厚的友谊。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高度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把最重的担子交给彭德怀

    1936年1月，把大本营安扎在陕北的党中央，为了把抗日战争主张扩展到华北去，解决部队给养和物资的困难，准备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同时把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2月20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围攻赵城、霍县，直逼太原。这一仗歼敌3个团，缴获几十万发子弹，扩大红军5000人，俘虏敌人7000入，筹现金40多万元。东征回师后，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彰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部挥戈西进，突破西（安）兰（州）公路，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又是毛主席运筹帷幄，彭德怀英勇善战的结果。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任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军和西北军两路人马，稳定了西北局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习惯上仍称八路军。从此展开了八路军在华北的8年浴血抗战。

    1940年国民党军在宜昌战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企图侵犯西安，妥协投降的情绪弥漫着国民党的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德怀单独在前方指挥作战。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打破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囚笼政策”。8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发动了“百团大战”（又叫大破袭战役），动员了105个团，进行了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毙敌2.5万人，俘战1.8万，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多里，摧毁桥梁、隧洞260处，拔掉敌人据点2690个。这次战役，极大地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振奋．给投降派以沉重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华北日军司令部把这次战役痛苦地叫做“挖心战”。“百团大战”有力地响应了毛主席关于“力争时局好转”的方针。

    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失败后，1947年3月改为向山东、陕北重点进攻。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和地方部队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彭德怀在这期间还创造了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和平解放了新疆，圆满地执行了毛泽东关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