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藏书楼

    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中，周恩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力保护各地的藏书楼，抢救古籍。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交办两件事，一是：“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一是：“太原城内普善寺藏有开宝（北宋初）藏数卷及宋藏全帙（疑即碛砂藏），希望解放军特予保护。”

    浙江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是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解放前藏书十一万卷左右。当时嘉兴县委副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沈如淙回忆：“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我们感到任务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

    宁波天一阁始建于公元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解放前藏书1万3千卷。1949年周恩来对天一阁保护专门下达了指示，22军进驻宁波后，专门派出人员保护了天一阁。天一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书已达三十余万卷。

    二、抢购古籍

    1950年5月，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为防止古籍流失海外起到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经费，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事开支，使我国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仅批准投入资金，实施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一系列大型古籍修复项目，使得一批珍贵古籍善本得以有效保护，而且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古籍及时抢救回来。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藏书家陈清华生活困窘，欲出让部分藏书。消息不胫而走，美国人、日本人知晓后都想收购。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紧急向上级报告。周总理获悉后，极力支持。终于在1955年购回第一批陈氏藏书104种，其中包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1963年，陈清华筹资移居美国，欲再次转让部分藏书。此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及时报告周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请赵万里南下接洽收购。这次以25万元人民币购回珍贵古籍善本25种102册，包括宋版《荀子》，宋拓柳公权书丹的《神策军碑》，宋拓《蜀石经》等。1965年11月3日，这批珍本善拓运抵北京。

    三、推动古籍的编辑整理

    推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建国初期，周总理就亲自指导和过问古籍整理工作，将古籍整理纳入国家计划。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部署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1967年5月，针对“文革”中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的情况，在周总理的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古籍免遭损失，许多文物工作者夜以继日地从街道、炼钢厂抢救出大量善本古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收录全国782家图书馆、博物馆和相关单位存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13万部，在1995年告成。本书的编辑出版，实现了周总理生前的一项遗愿。1975年10月,已在病重期间周总理,仍惦念着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作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当年，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开始启动。

    推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校点工作。“文革”时期的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它能够出版的寥寥无几，但有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校点和出版的，这就是中华书局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1971年5月开始校点，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这项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离不开周总理的推动。1971年4月2日，周总理就出版《二十四史》事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告，此事应提出版会议一议。由此，《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开始恢复。

    四、促进古文献大发现

    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继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孔府壁中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竹木书与清末民初敦煌经卷之后第四次古文献大发现时期。20世纪70年代，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王冶秋等文博考古人员的努力下，震撼世界的古文献新发现层出不穷。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1973年底，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十几万字的帛书，包括现今能见到的最古本子《老子》及其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1975年末到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近1200枚竹简，创我国首次发现秦简的记录。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出1000多枚汉简，含《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等。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战备施工和基本建设为地下古文献的集中发现提供了可能，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是：“1969年末，政府部门几近瘫痪，文化领域一片萧条。人们开始对‘文革’的破坏性有了普遍性认识，民心思定。一直苦撑危局的周总理适时地抓住这一机遇，把握恢复政府部门职能的可能机会，重振文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