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由“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后在长征途中牺牲）担任图纸设计，总务厅主任袁福钦组织实施，并从江西和福建选调了400多名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担任大礼堂的具体施工任务。1933年8月1日大礼堂动工兴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江西工人和福建工人进行建筑比赛，施工场地天天热火朝天，夜夜灯火通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经常到工地慰问工人，工人们都说：“这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集会之处，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间、保质量把大礼堂建好。”果然，只用了4个月时间，一座宏伟的建筑拨地而起。

    大礼堂坐北朝南，从空中往下看，其外形就象一顶红军的八角帽。整个建筑用了48根木柱，这些木柱都是原有的大树，为防止被敌人空中侦察发现，树顶上的枝杈都还保留着，是很有创意的。大礼堂共有两层，楼面为回廊式，并有阶梯式楼座，楼下成半圆形，整个礼堂楼上楼下可容纳2000多人。
大礼堂建筑上有三个特点：一是门窗特别多，四周共开有17座双合扇大门，41扇窗户，便于通风、采光和人员疏散；二是视线好，在楼上、楼下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三是声学效果佳，不用麦克风，在主席台上讲话大家都可以听得清楚。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围剿”中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第10师、第36师占据了瑞金，拆毁了大礼堂，仅存残垣断壁。1956年按原貌复建大礼堂，室内陈列的是“二苏大会”历史场面复原，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大礼堂，内部整洁利落，还是当年会场的布置，有点像我熟悉的部队老营房里的小礼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横幅高挂着，主席台上只有蒙着红布的长方形木桌，没有背景、幕布，只在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和斧头镰刀五星旗。台下一排排的摆满了长条凳，可以容纳上千人开会。

    主席台下两侧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

    墙上挂着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的通知。

    墙上还有关于“二苏大”的史料照片。注意，在中下方的照片中，大礼堂遭到敌机轰炸，正门上方和地球仪之间炸出一个大洞。这就更加说明了大礼堂是解放后复建的，没有了炸弹孔的痕迹。

    传说，当敌机飞来时，大礼堂前有个小孩还在玩耍，毛泽东忙把孩子按倒在地。炸弹投下来了，把大礼堂正面的墙壁穿出一个大洞，惊出一身冷汗的人们大声喊：“主席，危险!”但没有响声，炸弹是颗哑弹！主席扶起那孩子，笑道：“蒋介石给我们的礼堂开了一个大天窗啊。”

    紧靠着大礼堂的旁边是飞机洞（防空洞），朝礼堂方向开有四个门。

    石碑上的防空洞说明指出，这是共和国人民防空史上的早期典范建筑。防空洞用坚硬的松木和粘实的夯土搭建而成，呈D字形，规模宏大，可容纳2000多人，里面设有照明处、通风口和下水道，整体设计科学合理，具有隐蔽、稳固、方便安全的特点。……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防空洞曾被国民党军队全部填塞。解放后，国家拨款对防空洞进行清整，并正式对外开放。

    在大礼堂后面是一万多平方米的人民民主专政广场，地面上镶嵌有红五星图案。

    除了这些沙洲坝革命旧址群，相距约1千米的沙洲坝白屋子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所在地。和中央政府一样，也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乡村民房。1933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从叶坪迁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在此办公和居住。

    有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去看位于沙洲坝乌石龙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原系杨氏私祠，也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乡村民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先后设有总参谋部（后改称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武装动员部（后改称武装总动员部）、总经理部（后改称总供给部）、总兵站部（后改称总兵站运输部）、总军医处（后改称总卫生部）、政治保卫局以及秘书处、抚恤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机构，总参谋部内设一至六局。

    1933年5月，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从反“围剿”前线迁移于此，军委总参谋部本部以及新属第一局（即作战局）等机构在此办公，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代主席项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刘伯承，第一局局长张云逸，军委秘书长肖向荣等同志均在此办公和居住。中革军委的其他部门和总参谋部的其他局机关，则分布在乌石龙村其他民房或附近的村子里。1934年7月，中革军委迁移到云石山梅坑村，中央红军长征后此处遭到敌人的破坏，解放后复建。

    背景资料：长征时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中央军委”与“三人团”

    红军时期使用“中革军委”、“中央军委”这两个简称都是有区别的，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则简称为“中革军委”。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是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着的两个组织。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党的四大以前，并没有成立军事工作部门。1925年9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于同年底成立了党中央军事部（张国焘兼任首任部长，1926年1月，周恩来、任弼时、王若飞为中共中央军事部成员，11月改组，周恩来任军事部长，王若飞任军事秘书，聂荣臻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频繁变动）。1927年5月党的五大和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正式名称仍然是中央军事部。在中央军事部内设军事委员会，是部务会议性质。当时党内文件刊物较多的简称为“军部”，也有不少材料简称为“中央军委”。约在1930年3月间，中央军事部正式改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军事部，一直存在到1932年底。当时党内仍习惯称为“中央军委”。此后，中共中央局并未另外再成立党的中央军委。

    中革军委，最早成立于1931年1月15日，是在赣南苏区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了由其直接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如下——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黄公略（1931年9月牺牲）、周逸群（1931年牺牲）、叶剑英、许权中、蔡申熙、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1931年7月改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处处长）、邓小平 黄胜、袁国平、杜衡、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王盛荣（团中央代表）、恽代英（1931年4月被捕牺牲）、李富春。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项英（1931.1.15～1931.6）
    毛泽东（1931.6～1931.11）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1931.1.15～1931.11）
    毛泽东（1931.1.15～1931.6，升职）
    项英（1931.6～1931.11，改任）

    中革军委主席团（1931年10月～1931年11月）——

    中革军委主席团主席：朱德
    中革军委主席团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中革军委参谋部——

    中革军委参谋部部长
    朱云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代理中革军委参谋部部长。1931年5月在东固红军后方医院逝世）
    郭化若（1931年5月后，为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临时主持中革军委参谋部一些工作）
    叶剑英（1931年11月起）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兼任，1931.2.17～1931.11）
    周以栗（代理，1931.6～1931.11）
    1931年11月7日～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一苏大”）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12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了（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中革军委名称中加入了“共和国”三字）。同时，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红一方面军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统称中央红军。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中央军委即统一于中革军委。5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并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

    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革军委委员共15人：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1933年5月8日增补博古、项英为委员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1933年5月8日～1933年12月因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项英在瑞金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主持后方工作）
    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

    中革军委机构下设——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成立时下设作战科、侦察科、交通科、动员科、教育科和管理科等六个科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于1932年底改称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1933年5月8日，处于前线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继续负责前方作战指挥；朱德仍为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抬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刘伯承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担任前方指挥。此外，在瑞金沙洲坝乌石垅村另行组建了一个中革军委的军事指挥机关对全国红军实施领导与指挥，称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总参谋长叶剑英
    副总参谋长张云逸
    第一局（作战）局长张云逸、左权（1933年10月～1934年10月）
    作战科
    机要译电科
    教育训练科
    地面侦察科
    测绘地图科
    生活管理科
    第二局（情报局）局长钱壮飞
    第三局（供给局）局长杨至成
    第四局（通信局）局长翁瑛
    第五局（动员局，1933年5月由滕代远任部长的总动员武装部改编）局长杨岳彬
    军委通讯处（无线电总队），1933年5月拆分为总参谋部二局、四局。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1933年5月改为总参谋部三局
    军医处，处长贺诚，后改称总卫生部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

    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苏大”）产生第二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12月改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至1936年12月结束。
    第二届中革军委委员共21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项英、张国焘、张闻天、叶剑英、徐向前（1935.6.29起）、陈昌浩（1935.6.29起）等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1934.9～1934.10.7，因伤休养）、项英（1934.10.7～1936.12，代理）、张国焘（1935.6.29～1936.12）
    中革军委顾问：李德
    中革军委秘书长：萧向荣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2月，“二苏大”选举产生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中革军委委员博古、项英、张闻天、叶剑英。但是，当时实际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负责军事指挥决策（即“三人团”），中革军委没有实权，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的支持下，由名为中革军委顾问的李德掌握军事决策权。此即中央红军长征前的中革军委领导班子。

    注：李德（德国人奥托•布劳恩）1932年春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他于1932年秋到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1933年9月，受到博古信任的李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很难相信，此前他的军事“生涯”仅仅指挥过一个骑兵旅！

    由于李德得到博古的支持，大权独揽，推行错误的作战方针，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和南方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先后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革军委没有变动，中央军委也未正式恢复。3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亦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甘肃省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此时朱德随红四方面军行动）。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西北军委是个对外称呼，实际上同时即是中共中央局的军委会，党内军内仍然习惯地称为“中央军委”。

    1936年10月11日，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会师，胜利完成长征。为实行对全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主持工作，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有：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10～1936.12），因周恩来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未参加。12月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革军委组织的命令，由23人组成中革军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937年夏秋之际，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属政府组织系统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改称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军委）。

    红军前期的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组织系统不同（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部门，隶属于党的组织系统；中革军委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全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组织系统）。第二，任免程序不同。第三，工作重点不同（中央军委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党军事工作的计划、组织、联络和对敌军工作等，并不直接指挥、管理军队。仅在1930年4月至9月期间，党中央曾规定过全国红军由中央军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但当1931年1月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成立就明确通告，由它负责“统一全国红军指挥”，中革军委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军事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第四，部门设置不同（设于中央苏区瑞金的中革军委，则逐步建立起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这些机构下设的部门和工作人员数量，大大超过了在上海的中央军委）。

    在我们“重走长征路”的微信中，没有特别区分“中革军委”、“中央军委”这两个简称，而是按照大多数史料中的习惯称谓，经常以“中央军委”统称。

    瑞金的另一个红色旅游景区在叶坪。沙洲坝和叶坪之间由[G323]国道连通。

    叶坪红色旅游景区（“一苏大”旧址），位于市区东北部叶坪乡叶坪村，距市中心区6公里。

    叶坪革命旧址群里的建筑有几百座，大部分是在建国以后恢复重建的，原来的建筑大多在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毁于国民党的破坏。这些建筑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和沙洲坝革命旧址群同样，建筑大多是黄土色的墙，黑色的瓦，方形木窗、红褐色木门。

    进入叶坪革命旧址群，最先看见的是军舰广场，水边停放着一艘猎潜艇，编号685。这是东海舰队某部赠送的退役艇，被命名为“瑞京号”。

    在草坪上，先是郭沫若题字“叶坪”的石碑。

    围栏上“红都　瑞金”的标志。

    布置于草地上的一系列石碑，是从1930年9月9日起、至1931年11月27日在叶坪召开“一苏大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事年表。

    下面这一条引起我特别注意：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抵达瑞金叶坪村。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介绍后，认为红军总部以留驻瑞金“居中指挥”为宜。10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将此意见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10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并决定于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

    在战争环境下，“一苏大会”延期四次才得以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终于诞生！

    背景资料：“一苏大会”召开，“毛主席”的称谓自此开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祠堂隆重召开。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当天早上，在叶坪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项英、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等领导人检阅了威武的中央红军代表及闽赣两省附近的县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下午，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为大会精心准备了提灯庆祝晚会，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大会筹委会为迷惑敌人、确保大会安全，特意在福建长汀近郊设置了一个假会场。而假会场确实吸引了敌人注意力，遭到敌机轰炸，在叶坪的真会场却安然无恙。

    “一苏大会”历时14天，先后听取了毛泽东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问题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任弼时作的苏维埃宪法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大会最后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下设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当选举结果一出来，任弼时高兴地站起来，说：“下面我们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与会人员一开始愣住了，随即热烈地鼓起掌来，目光一齐投向毛泽东，不约而同地喊道“毛主席！毛主席！”从此，毛主席的称呼就在瑞金响起来，并一直喊向全国，传遍世界。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进入一道围墙的门。

    围墙里最近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旧址，原是建于1766年的老屋，俗称“围院厅下”。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11月成立，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共青团书记杨尚奎，工会主席曾庆锡，当时全厂有干部职工100多人。中央印刷厂下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编辑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当时厂里机器设备简陋，铅印部机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为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一些革命书籍及抗日传单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纸币、米谷票、邮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局旧址，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局陈列，原是谢氏祠厅。1931年底成立了中央邮政局，主要为中央首脑机关服务。中央邮政局归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下设邮务科、审查科、电话总机室和递信班。全局人员共50多人。1932年5月1日，在中央邮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邮政总局，迁往叶坪的中石村。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苏大”）会址，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正面），原是建于明代的谢氏祠堂，属于典型的客家民居，砖木结构，朝向西南，前后总共三进院子，分上、下厅，中有天井，侧有横门，建筑面积846平方米。这里就是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和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的临时中央政府总办公厅。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这里迁驻沙洲坝后，依然在谢氏宗祠内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如八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内部，内设“九部一局”和秘书室，不大的厅堂，浓重的布尔什维克气息。

    主席台上高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横幅。主席台前面最中间的口号是“工农炮垒”、“民主专政”。

    “一苏大”在这里召开，大会结束后，用木板把谢氏祠堂的厅堂隔成了一个个大约5、6平方米的小房间，作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兼工作人员的卧室，里面大多摆放一张桌子、一张木床、两把椅子和一部电话，门口挂着“某某人民委员部”的牌子。这些狭小、阴暗潮湿的房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摇篮，许多中央部、委、办、局是从这里走向北京的，他们先后前来寻根问祖，参与修复旧址，建立本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厅堂里，先是秘书室。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厅堂里的左侧，有工农人民检察委员部（部长何叔衡）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奋勇决战”的红旗；有董必武办公室兼住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勇敢作战”的红旗。

    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厅堂里的左侧再向里，有土地人民委员部（部长张鼎丞）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牺牲决战”的红旗；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英勇冲锋”的红旗；有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朱德）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坚决奋斗”的红旗。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厅堂里的右侧，有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转战千里”的红旗；有工农剧社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奋勇杀敌”的红旗。

    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厅堂里的右侧再向里，有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王稼祥）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坚强苦战”的红旗；有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邓子恢）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沉着杀敌”的红旗；有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张国焘）办公室，其上悬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艰苦奋斗”的红旗。

    厅堂里还有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项英）办公室。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的侧面。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所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没有被敌人拆毁，解放后，得以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中央政府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

    走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的侧门，就看见毛泽东同志旧居，单独的一座农舍。

    毛泽东同志的居室里陈设非常简单。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地下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袁汉澄到过毛泽东在叶坪的故居，他回忆：“毛主席的住处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报刊书籍。”

    但是，看紧靠着毛泽东同志旧居的这棵大树上，就不简单了——树干上蹲着一枚大炸弹！是国民党飞机投下的、却没有爆炸的航弹！

    木栅栏围着老樟树，标牌上写着：毛泽东同志读书阅报处（1931-1933）。这棵老樟树实际上是3棵树的树根合在一起的，粗大主干已经中空了，但枝叶依然茂盛，毛泽东经常在树下读书、阅报。如果不是这茂盛的枝叶缓冲了航弹的下落速度、粗大的树干托住了弹体，必然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

    在毛泽东同志旧居里，进门后不大的房子却开着天窗。原来，毛泽东看见房东谢大娘在房间里纳鞋底，穿了几次针眼都没有成功。毛泽东笑呵呵接过来：“让我来。”说话间，连上了针和线。毛泽东进到房间转了转，问，“为什么不多开个窗呢？”大娘摇头：“房后长了棵大树，光亮都被遮了。”毛泽东自责起来：看来，谢大娘把采光好的房间让给了自己。毛泽东就叫警卫员拿来锯子、铁锤，将楼板撬开，做了一个平躺式的“窗口”，换上了玻璃瓦，从此，谢大娘白天做活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身体力行自己倡导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继续深入寻访。离毛泽东同志旧居不远处，有一座五角亭，是红军烈士纪念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悼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这个纪念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筹建，钱壮飞设计，梁柏台担任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开始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整个亭子仿古建筑，典雅美观、古色古香。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纪念亭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就连亭座的红条石也都搬运到别处去修筑工事了。1955年春，国家按原貌重修此亭。“红军烈士纪念亭”几个字是模仿对面“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字体而制作的。亭中放置着石桌、石凳。

    红军烈士纪念亭对着的，是叶坪村的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一片绿草坪。广场不大，看去最显眼的就是广场上竖立着像炮弹一样的一座塔，这就是叶坪革命旧址群的标志性建筑物——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于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绿草地上嵌着的“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大字引导我们来到纪念塔前。

    红军烈士纪念塔塔高13米，由钱壮飞（后在长征途中牺牲）设计，塔基为五角形，黄土色的塔身呈炮弹形，上面嵌满了大小几乎一致的鹅卵石。纪念塔由苏区军民自动募捐、集款而建，于1934年1月建成，同年被国民党军队毁坏，1955年复建。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塔座四周镶着10块碑刻。落成碑碑刻“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建立　工程指导者梁柏台　工程者计钱壮飞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兴工　一九三四年一月卅一日落成”。还有毛泽东、博古、朱德、周恩来、项英、洛甫、王稼祥（王稼蔷）、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碑刻，各具特色。

    红军烈士纪念塔复建的故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走后，纪念塔被敌人摧毁。附近一位姓谢的大娘发现在纪念塔碎片中，有一块碑身的残片上刻有一个完整的“烈”字。谢大娘乘着夜色偷偷把这块残片抱回了家。当她刚进家门，就听到有人敲门。她透着门缝一看，是国民党兵，而她手上还抱着那个带有“烈”字的残片！情急之下，她把残片藏到了鸡窝里。解放后复建纪念塔时，谢大娘把那块带有“烈”字的残片拿了出来，现在塔身上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字都是参照残片上的“烈”字字体复现的。

    纪念塔正东相对的是一座红军检阅台，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检阅红军而建，初为竹木结构的简易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此检阅了红军队伍。此后，这里多次作为检阅红军的阅兵台。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改建检阅台，将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与红军烈士纪念塔同时动工、同时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