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明照片生平（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德哲相片（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直哲相片（中红网红色图库）

梁达中心县委遗址。（中红网红色图库）

梁达中心县委遗址。（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2年夏末，以杨克明为书记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刘胡子、林鲁（蒋群麟）、牟永恪等负责同志在四川宣汉县君塘后溪湾雇农王全三之妻王李氏与其儿子王德哲、王性哲、王资哲、王直哲四兄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王直哲同志任特别支部书记，王家四兄弟印刷传单、运藏武器、串联农友、成立农协组织，迎接红军主力，配合解放绥定（达州）地区。图为王直哲之子王东哈在重走当年路。（中红网红色图库）

    我家住宣汉县老君塘(即现在的君塘)后溪湾。父亲王全三，母亲王李氏，一贯租种牟绪生(牟永恪之父)的田地为生，生三女五男。长子王俊哲(因病早逝，遗子王绍元【注：王绍志】，妻刘氏已死)，二子王德哲，三子王性哲，四子王资哲，五子王直哲。父亲被剥削一生，积劳成疾，l 92 9年丧生，终年5 8岁。此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子继续租种牟姓这份土地，至1 9 3 3年。母亲李氏生于l 876年(光绪丙子年)。一生与土地、锄头打交道，饱经雨雪风霜的鞭打，饥寒的煎熬，劳动的磨炼。她从亲身的实践中，知道恨什么，爱什么，能够晓以是非：对劳苦人民，缺吃少穿的左邻右舍，给以同情相接济；对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奢华生活与官场腐败现象满怀憎恨。她的这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在乡亲大众之中，深受称誉。

    1932年夏季，牟永恪从成都弃学归来，邀约一些学生模样的青年，趁赶场之便，常在我家进进出出。这些就是中共粱达中心县委的成员及其领导下的同志。当杨克明、刘胡子、林鲁(即蒋群麟)．牟永恪等负责同志，以及来请示工作，联络来往的许多外县外乡的农民、学生来到家中时，我母亲及其儿媳们对他们总是热情相特，倾囊相助地，做到严守秘密。这自然是经过杨、牟等负责同志一番初步的阶级教育之后形成的。

    以杨克明为书记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刘胡子、牟永恪为县委委员，我于1933年初入党后，为县委会特别支部书记）直接领导了宣汉县以学生为中心的反帝拥苏大同盟会，由老君塘、明月场、达县罗江口等数十个农民协会（乡农协）。每个乡农协都有赤卫军、游击军的武装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拥护苏联，拥护红军。也有直接进行抗租抗捐和抵制国民党征兵的斗争。“武装起来，实行抗租抗捐，不当白兵”，这是当时发动广大农民和部分学生参加革命斗争的政治口号。

    当时县委组织机构中的马列书本很少。虽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但就我们当时的文化水平，能看懂的却很少。党组织有一部油印机和一块钢板，杨克明等同志为了通俗地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便自编自刻，印出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和要求，以标语口号、传单的形式，秘密传单、散发和张贴。经过一时期的宣传和组织，宣汉县各区乡出现了武装袭击土豪劣绅、收款委员、区长和团总的斗争。此起彼伏的斗争，遍及全县许多城镇和乡村，给了反动统治阶级以很大的震动，他们无不感到岌岌可危。

    由于有了党的这些播种、发芽的基础工作，在1933年秋，当红四方面军攻下伪川陕督办刘存厚军阀的老巢——绥定（达县）时，宣、达人民还未经党（指川陕省委）和红军的具体组织动员，即成千上万自动组织起若干运输连、营、大队、自带干粮奔赴达县搬运我红军所缴获的战利品——枪炮、弹药军械和其它军用民用等物质到通、南、巴后方根据地。人群马队，在由达至通、南、巴的数条道路涌流。当红军攻下宣、达城仅十余日，以原地下党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为军长、杨克明为政委的红33军就在宣汉县城西门外大操场诞生了。一万余宣汉县人民的子弟兵，绝大多数是经过党的地下组织的宣传动员，所以红军一来，闻风而动，踊跃参加。

    牟绪生是佃田给我家的地主老板，是一个不行医的医生。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儿参加了革命。

    牟绪生的儿子叫牟永恪，1912年生，约1928年在王家场高小毕业生考入宣汉中学读书，因带头组织闹学潮被开除。1930年入成都成诚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回乡任梁、达中心县委委员。在杨克明同志直接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运动和农协活动。

    牟绪生的侄儿叫牟慈帆（又名牟永恺），1906年生，达县联中毕业。1927、28年，任老君塘初级小学教员，1929年当老君塘团总，1930年任王家场高小教员，1931年又在王家场当团总。此次当团总是以掩护党的工作为目的。1932至1933年期间，他为党作了不少工作：（1）他曾向党的组织活动资助过大洋和手枪；（2）梁、达中心县委 直接领导的宣汉县反帝拥苏大同盟会员大会曾在他的家里召开过；（3）红军进攻刚接触宣、达地区，部队还未到达老君塘时，老君塘即召开了以农民协会会员、赤卫军战士、游击队队员为中坚的万人群众大会。在这个向封建地主阶级敲响丧钟的进军会上，群情激怒，斗志昂扬，枪决了首恶地主、土豪劣绅廖节之（又名廖邦礼）。牟永洛、牟慈帆两弟兄在会上都讲话表决心，他们立刻彻底背叛地主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牟慈帆还代表叔伯兄弟将其田地房屋契约全部当场烧毁。梁、达中心县委负责人杨克明主持了这个大会，并讲话鼓励大家，为斗争指明前进的方向。

    在梁、达中心县委的领导和培育下，我家成了一些革命领导人的集会、往来之地，全家人都成了红色革命者。

    二哥王德哲，1933年秋，在老君塘苏维埃工作，后在红33军政治部工作。1935年合编于红五军，仍在政治部工作。翻雪山过草地后，参加了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匪军开展了严酷的战斗。历经极度困难，辗转数千里，才回到了八路军三八五旅，并在该旅政治部工作。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在空军卫生部任副政委。1953年因病转业到一机部。于1954年病逝于南京,任南京机械学校校长（南京机械学院前身），卒年48岁。

    三哥王性哲，先在地方游击队，后转入红四军10师排长，1934年在反击刘湘的六路进攻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四哥王资哲，曾担任过老君塘苏维埃主席，于1934年随红军反攻南下，回君塘探母未遇，不幸遭敌逮捕，死在宣汉狱中，时年22岁。

    母亲王李氏，1933年在老君塘工作，1934年偕儿媳刘氏、于氏等，尾随红军部队离家北上，途中被敌截断去路，生活无着，于1935年初回到明月场二女家。后被地主豪绅视为“匪属”“侦探”，受尽欺凌、贫困交加，惨死于老君塘家中，终年59岁。

    1933年10月，我参加了杨克明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三十军进攻达县的战役中，我由蒲家场到豆城寨胡家坪组织队伍，因为试枪，枪爆炸，手指被炸伤。连夜赶到罗江口264团医务所就医。杨克明曾来看我，，并赠送了一个银元作为慰问品。当手伤还未愈时（大约1933年冬），在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由周光坦、张琴秋同志主持，在双河场召开了绥定道党的代表大会（主要是宣、达两县的党员代表）。梁达中心县委也通知我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绥定道委会，选举了杨克明同志兼任书记，刘子才同志为副书记（河南人，当时的红军干部）。现能够记忆起的中共绥定道委委员有李中权（现任南京空军副司令员、第二政委）、王直哲（当时为少共委员）等，其他委员的名字忘记了。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道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分田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道委代表会一闭幕，就开始了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等对川陕苏区根据地的六路进攻。但也就在这次新区党的代表大会中，表现出张国焘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把肃反扩大化，搞唯成分论，对知识分子实行关门主义，愚民政策。这也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张国焘家长制领导工作中的必然反映。因之，达县的黎时中，开江的林鲁，宣汉的牟永洛、牟慈帆等同志便是这一错误路线的牺牲者。

    注释

    1.王直哲现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
    2.标题系整理人所加。
    3.此稿写成后，经过作者亲自校阅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