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杨克明简历：

    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属重庆市长寿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夏，任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与时任中共梁达中心县委执委、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的王维舟紧密配合，发展川东游击根据地。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杨克明、王维舟领导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1936年1月，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组成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

    1936年杨克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第5军政治部主任，与董振堂等率领部队转战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

    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战斗中，杨克明与董振堂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1岁。

    （二）王直哲简历

    王直哲（1914—1990），四川省宣汉县君塘乡人。1932年参加川东游击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历任梁达中心县委特支书记、道委委员，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政治部秘书、军宣传部编辑、干事、政治指导员训练队队长，770团政治处股长，385旅宣传科长，警一旅宣传科长、警三旅教导队政治委员、赴东北干部队分队长，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嫩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兼军法处副处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巡视团团长，149师政治部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事局副局长，西南铁路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铁道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长沙铁路管理局党委书记, 铁道部党委监委副书记。文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三）敌伪档案：老君塘乡长张潮海呈报（摘录）

    民乡早已加入共党之王李氏及子王资哲、王质哲【注王直哲】、王德哲、王性哲等，（长子王俊哲早故，遗妻王刘氏、子少元【注王绍志】尚存）。王资哲弟兄四人，均同妻母等原住后溪湾，佃耕著名共党牟慈帆、牟永恪之田，伊等早已入共产党，暗地工作，于民国二十二年共军未来前，伊等窝留外来共产党杨克明、李占荣、刘胡子等暗中印刷共党标语、文件，组织工农，联络结党宣传，斯时系二十三军防区，对于清共方式未尽善美，即有知该党行动者，畏不敢报，以致该共党萌芽长大。旋于二十二年古九月初一日，以致勾结大股共军到地，陷宣汉城后，该王资哲、牟慈帆等在场召开群众大会，聚众工农暴动，勒收本场团枪子弹，没收民众财物，破劈富绅仓廒，分散谷粮，建立苏维埃政府、村子，集中谷粮财物，拉杀富绅公人甚众，不意工作两月许，幸某大军进剿，时伊资哲弟兄四人，随共潜逃工作，遗得妻母坐地侦探，时而晚归，暗通消息，形如鬼恻，难于捕获。延至二十三年七月，伊资哲随共复陷，继任乡苏维埃主席，并伊全家妇孺，移住乡苏，荣耀工作，收编游击队。不意去腊月十九日，蒙大军复行进剿，伊子母全家同本地土共王生哲、王荣哲等，随共溃退至通江麻啄石，经范师部队开拔巴中截断。今2月23日王资哲之母王李氏、嫂刘氏，借以嬬妇无关，同少元先后陆续归家，暗为侦探。又经王松权等查询王刘氏逃之王资哲等现住何地，依云：“随红军去者，因范师部队截断数千余人一律转归”等语，惟伊媳王于氏同时归来，匿而未现。但李氏、刘氏，子少元均无人敢负连坐保结。职乡从红军者最众，窃思此王资哲等必定阴谋工作捣乱。所以转恳严究。

    老君塘乡乡长张潮海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呈

    (四）敌伪档案：叛徒徐怀谷交代：

    民国十六年（1927年）正月，同本县在达中毕业的同学罗徽廉、罗启宇同赴武汉，五月考入程潜第六军校学生总队，因搭风轮开往九江受训，中途船内起火不能行走，我又依旧转武昌老育婴堂街书田学舍。

    当我到了武昌以后，逐渐接近新的革命书籍，思想上和认识上就有了 新的转变。五月底就由成都籍的米非禅介绍参加“CY”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入团典礼是在四川会馆。本县同时参加的有梁厚威。六月底因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清党，我就同宣、达同乡一道回县。在我们临走前米非禅已早走了。因此，我同梁厚成都未拿着入团的证件。

    十八年（1929年）春，我在本城县立高小教书，覃明光等就建立宣汉县共产党地下组织，但那时参加的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松懈，工作也只是专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作书籍刊物的介绍、口头的宣传、着重在说明刘存厚军阀剥削与压迫的残酷，指出宣、达人民的出路。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本县由王荣树担任县委书记时，在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洪陶尔（注：即杨克明）领导下，工作才向农村开展，才有农协的组织。在这当中我除了在清溪乡宏文校教书一年（民国十九年上下期至民国二十年上期）外，我就因病住在家里，病愈后，就与洪陶尔（涪陵人，为中心县委书记）、刘胡子（自流井人，为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往来于明月乡、王家乡、老君塘之间，学习组织农协的经验，其余就是担任油印（那时办了一种秘密刊物《战鼓》与各种纪念节日的宣传品）。后来我进城时（那时我家住在本城西门外恒升院内），红军解放了宣、达，我就由马家乡区苏维埃调到双河场旗杆坝道委所在地，布置会场，做记录等。不久，洪陶尔调任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道委书记就由上级派刘子才同志继任。我仍在道委工作，担任油印、宣传及参加新剧团等工作（是十月或冬月）。红军为集中力量，缩小阵地，我们就由双河移？隘口，工作不久，又由隘口经马渡、岩口到土地堡，再由土地堡移住鹰背场黄城寨舒家院子。不久我就害上了疟疾，月余不愈。当时红军阵地又由红岩转移，我们后方党及苏维埃机关，于是连夜奉命移住镇龙关。我那时因久病未愈，无力行走，至第二日反动军队前进，越过我的驻地，我才由鹰背场到杨家山、到柏垭子，由红岩经锣鼓山、滥井坝回到马家乡家里。

    1951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