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有泪不轻弹”。看书、看视频，让一个大男子落泪是很难的，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放过羊、挖过煤，曾经受过在一天中有两顿饭是拿红薯或野菜充饥的日子，“文革”中又受到种种歧视的穷苦孩子、刚强汉子。但有两部涉及伟人的作品，却使我每每落泪。一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身边工作过37年、如今年已80多岁高龄、但仍然身体硬朗的赵炜阿姨所作并亲笔签名、亲手赠送给我的《西花厅岁月》、《缅怀与纪念》；二是由贾巨川先生执笔的《习仲勋传》和由顾秀莲副委员长作顾问、李水合先生等出品的纪录片《忠贞-齐心》。我把这些作品推荐给朋友看，他们和我一样感同身受。

    今年10月15日，是习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几年来，为把习老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苦难岁月搬上银幕，我和朋友们组织几位知名专家学者正在进行创作，现处在讨论修改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曾走访了习老生活、工作过的一些地方，也查阅了不少资料，感受颇深，感慨良多。这里，我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介绍给大家，以志对习老的缅怀与纪念。

    一

    研读习老生平，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习老及其家庭的命运，与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是典型的高度吻合、惊人相似。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或危难的时候，也是他们家最不幸或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面临危机、损失惨重的时候；革命和建设顺利的时候，也是他们家顺利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时候。所以，我深深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只有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好这一论断的深邃内涵。

    习老在少年时代所遭到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习老的爷爷是1882年肩挑一双儿女，与背着行李的妻子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从河南邓州逃荒到陕西富平的，虽然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但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几年后，因病饿交加，去世在挑着货郎担、跟集转乡、为全家人生计奔波的路途上。

    习老出生于1913年10月15日（农历9月16日），他的童年是在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败、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1922年过了元宵节之后，他上了距习家庄二里地的都村小学。他喜欢国语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他都可以熟背如流，考试老是第一。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美德及亲民爱民教育，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25年春，他在当地参加了两次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活动：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4月10日，富平籍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在开封逝世。都村小学的师生先后参加了他们的追悼大会，年少的习仲勋，对孙中山先生和胡景翼将军的革命经历和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产生了仰慕之情。

    在习仲勋已经懂事的岁月里，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社会状况是杂乱而残酷的。农民的日子灾难深重、苦不堪言，长期生活在兵祸连年、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各路军阀“你方演罢我登场”，对人民掠夺欺压，无恶不作，视百姓如粪土，视人命如草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他们骨子里已经找不到影子，老百姓的日子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苦艰。尤其是通过下面的一个事件，他窥斑见豹，知道了当时陕西百姓的生活处境是何等的艰难险恶。

    1925年，军阀吴新田的匪军对西安第一中学学生进行了野蛮的残害，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四大惨案”。事件经过：5月4日，西安第一中学学生在操场上踢球时，将球踢出了场外，被吴新田部第28团匪兵拾去。学生前去要球，匪兵不但不给，反以砖头、铁锨乱打学生。接着，在匪军官的指使下，竟吹军号，集合大批匪兵，冲进学校，以砖头、铁锨、刺刀、棍棒等凶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打乱刺。匪兵们将操场上的学生打散，又追到宿舍行凶。结果，造成40余名学生被打伤，其中多名学生伤势严重，2名学生的耳朵连脑部，均被割下大块，命在旦夕，其余学生被匪兵或刺穿臂膀，或刺穿手掌，刺伤腿部，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惨案发生后，陕西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领导全省学生、农民及各界进步人士，开展了空前的大规模的“驱吴运动”，并动员陕军、国民军也参加了驱吴斗争，在陕西广大民众尤其是学生和农民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各路军包围了西安，吴新田势孤力单，不敢恋战，率残部弃城而逃。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二

    通过驱吴运动，年龄不满12周岁的习仲勋，知道了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是伸张正义的。共产党虽然人少、没有政权、处境艰难，但他们却想方设法、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老百姓的心是向往共产党的，是希望共产党来掌管天下的。他积极参加了贴标语、散传单等对学生和农民的宣传发动工作。驱吴斗争胜利后，陕西的学生运动蓬勃兴起，习仲勋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了“渭北青年社立城分社”， 开始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6年5月，不满13周岁的习仲勋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习仲勋是1926年春天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的，因为他升学考试成绩优异，成为该校数量极为有限的、由校方供给的公费生之一。这一年，他受到了严木三校长（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5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习仲勋经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穿贴形式进行串联，并和其他同学跟随严木三校长宣传演讲，号召农民起来抗粮抗捐，参加了清算斗争庄里镇的恶霸地主等一系列为老百姓鸣不平、办实事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严木三离开立诚学校，担任富平一高校长，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特支书记，1927年春节过后，习仲勋与宋杰生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富平县城第一高校上学。1928年农历正月，习仲勋到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报到。由于参加进步活动，于3月下旬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并于4月份在狱中由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介绍、宣布入党。武廷俊心里清楚，习仲勋一年前在富平第一高小上学时中共富平特支就考虑并研究让他入党，但因为他年龄太小（还不满14周岁），决定让他再经受一段磨练后纳入组织。入狱前组织上曾让吴廷俊介绍并宣布习仲勋入党，但因为学校的各种风波迭起，还未来得及宣布，他们就一同被捕了，通过习仲勋在狱中的表现、通过对习仲勋品格、智慧和意志的考验，吴廷俊进一步认识到组织的决定没有错，习仲勋是个好苗子。吴廷俊告诉习仲勋，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期，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已经公开背叛革命，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然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国民党的部队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围歼；陕北的清涧起义后，形势也到了非常严峻、困难的地步。武廷俊向习仲勋介绍这些情况，是对习仲勋进一步的考验，他要深入观察习仲勋在我们党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革命意志是否会受到影响。但习仲勋没有犹豫，他在我们党处境危机的情况下、在自己已经开始跟党走并遭受牢狱之苦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动摇斗志，而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依然决然的入了党。因为自他懂事以来，他所看到的共产党人，都是为穷人、为老百姓着想的、为老百姓办事的，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这也是他这样一个穷苦孩子的心愿，这符合父母对他的期望，这符合他自己的人生志向。他不怕艰险，义无反顾。他理解并记住了武廷俊悄声领读入党誓词的涵义。年龄不满15周岁的习仲勋，在我们党面临危难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抉择，真是令人感佩。

    三

    习仲勋于8月下旬出狱后，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父亲积郁成疾，于农历11月去世（43岁），留下体弱多病的妻子和6个年幼的子女，使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由于狱中潮湿，不见阳光，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创面发炎，出现脓肿，引发高烧不退，不能下炕走路，不得已时只能下地艰难的爬行。1929年，母亲又在缺衣断粮的极度艰难中去世（因无钱下葬，在门房里放了两年后还是买不起棺材，只好用棉被缠裹掩埋）。后来，叔父重病、叔母去世，两个妹妹也患了肺结核和白喉病病（在后来习仲勋外出参加革命的几年里也先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面对家庭的不幸，重病初愈的习仲勋即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兵祸灾荒迭起，家里无米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见增多，叔父需要照顾，弟妹需要抚养，为了全家人的生机，十五、六岁的习仲勋即加入了长途驮盐进山换粮的灾民之中。在这样倍受磨难煎熬的日子里，习仲勋没有软弱、没有气馁，他一面坚强的做苦力或田间劳作，一方面又翻开了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书中的主人公在遭受各种坎坷不幸后，依然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激励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