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对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复查,在浙江、江西、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原始材料,找到了当年参与伏击、押送、审讯父亲的敌伪人员和同狱的难友,以确凿无疑的铁证,否定了敌人为了欺骗宣传而伪造的材料,作出了“刘毓标同志1937年3月被俘问题,已经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刘毓标同志被俘期间的表现是好的,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的结论,终于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可谓: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④
梅花贵在丛中笑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⑤
父亲母亲参加革命前,一个是江西贫苦农民,一个是上海产业工人。他们的根,深深地植于人民之中。他们的一生,永远不变的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持有的是对人民群众的赤诚。
父亲母亲是劳动人民的儿女,终生保持了克己为民、勤俭朴素的美德。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嗜好,每到节假日,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坐在小板凳上,戴上老花镜,取出自备的工具箱,用参加革命前学到的木匠手艺,修理公家配发的家具。家中的门窗、桌凳,处处留下了他修缮的痕迹。
1952年秋,毛泽东主席到徐州视察,装甲兵招待所预作主席的歇息地。主席历来睡硬木板床,而招待所没有。由于时间紧迫,又不能张扬外露,时任华东军区装甲兵政委的父亲便利用他的木匠手艺,亲自为毛主席做了一张木床。一个军政委保持工农干部的本色,放下架子当木工,被传为佳话。
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进了城市,不要忘记乡下;住上楼房,还要想到农村。贪污腐化不能搞,铺张浪费不能干。一次出差在火车上,秘书订了三个普通的菜。进餐时父亲说,怎么搞了那么多花样?秘书解释道,三个人(包括警卫员)一人一个菜不算多,伙食费也没有超支。父亲深沉而严肃地说,你不要给我算账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很苦,朝鲜还在打仗啊!我们还是自觉过点苦日子,能省几个是几个,要为国家分忧才好。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们不顾赡养老人和抚育六个正在上学子女的情况,主动要求减少薪金近百元,为当时月薪的四分之一。
父亲母亲把群众的安危冷暖常挂心头,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父亲的枕边,多年放着三件物品:手表、电筒、收音机。每天清晨、晚间,他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作为长期主管全省救灾救济工作的父亲,深知天气的变化会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多少个风雪交加、电闪雷鸣的日子,父亲都亲赴灾区第一线组织救灾救济工作,好几次在灾区因脑部战伤复发昏倒,被随行人员送回来住院治疗。多少个新春佳节、万家团圆的日子,父亲都深入到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家中,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964年,父亲去句容县农村检查工作。他不顾自己年迈并患有气管炎哮喘,和社教队干部一起,在社员家搭伙喝稀饭,晚间睡在稻草地上同盖一条被,夜里还给年轻人盖被子,深深地感动了基层群众。
父亲母亲对普通群众始终是那样和蔼可亲、关怀备至。我和他们一起出门,他们对街坊四邻,无论是烧“老虎灶”(烧开水)的师傅、修鞋的工人,还是卖早点的小贩,都要点头致意,微笑着打招呼。用现在的话说,有很强的亲和力。
母亲长期在工厂做组织工作。科室、车间的干部、党员来联系工作或咨询问题,她总是笑脸相迎,耐心解答。她常对机关同志说:“组织部门是党员、基层干部的‘家’。党员、基层干部到组织部门来,要让他们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要让每个党员对组织有亲切感、信任感、温暖感,这样他们才会向你讲真话、讲实话。”她常在支部书记例会上讲,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对家在农村的、遇到自然灾害的、体弱多病在家休养和住院的职工,要和工会一起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经常深入科室、车间,与工人师傅、知识分子促膝谈心,深受他们拥戴。“文革”中,厂里的群众自发地保护母亲,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对造反派说:“赵部长是好人!”
把群众当作亲人,群众就会把你当作好人、当作自已人。这样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正是今天需要大力呼唤的吗?
父亲母亲和当水兵的华申大哥
父亲母亲从未把子女作为私有财产,教育我们做对人民有益的人。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思想,父母带领我们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菜、种玉米,和我们一起挑水抬粪。农民出身的父亲指点我们翻土、平地、整畦,教我们间苗、除草、灭虫,并且亲自撒种。
1962年夏,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华申大哥从南京工学院毕业,没等学校分配,就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去东海舰队当了一名普通的水兵。不久,大学生分配通知书寄来,大哥被分到工程兵部队当干部。当工作人员向主管全省大学生分配的父亲请示,是否让华申回来时,父亲说,既然已经当兵了,就从士兵干起吧。父亲母亲及时给大哥去信,要求他坚定已经作出的选择,抛开名利思想,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干起。父亲还以自己的经历教育大哥:当年父亲是从中心县委书记直接转任红军独立团政委的,缺乏部队基层经历,这是一个缺憾。要大哥认真经受锻炼,打好人生基础。父亲母亲认为,必须经历风雨和磨炼,自己的儿女才能成长。
我和华建当兵的坦克二师,是华东军区装甲兵的老部队。尽管部队首长都是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但父亲母亲没有为我们的入团入党、提干提职、工作调整给部队首长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张条子。
父亲母亲和两个当坦克兵的儿子
当子女走上领导岗位后,父亲母亲仍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1996年春节,父亲倡议召开了“家庭支部会”。父母、儿女6人、媳婿6人,14名党员参加。父亲主持会议,并作总结。他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有一条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所以对党员的要求也没有变。你们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要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绝不能做有损于党员形象、有损于革命家庭的事。我和你们母亲,可以说是革命一生,清白一世,所作所为,问心无愧。希望你们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做一个对党忠诚、对人民有益的人,不要留下污点。不仅你们要这样做,还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的孩子听。”随后,又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吸收6个第三代参加,父亲母亲分别讲述了自已的苦难家史,教育子孙要永不忘本。
父亲母亲对脱离群众、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嫉恶如仇、深恶痛绝。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尽想着揩油,多吃多拿,脱离群众,终究要塌台子!”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住房标准。父亲以七旬高龄之身,用皮尺丈量每个房间的尺寸,连楼梯拐角的亭子间也没有遗漏,尔后戴上老花镜打着算盘,认真计算面积,生怕超过了规定的标准。
一次,父亲到苏北盐城出差。抗战时期,他在那里战斗过,重返故地,特别有感情。地委领导得知父亲过去的身份,对他去检查工作很重视,把他单独安排在接待外国专家的小招待所。父亲住下后,不见同去的工作人员,当即发了脾气,责问说:“同我来的同志住哪儿了,为什么把我们分开?让我搞特殊化、脱离群众,我不喜欢这一套!”工作人员明白,父亲发脾气,不是对那个人有意见,而是对搞特殊化、区分等级、脱离群众的做法有意见。
在“出国潮”流行的时候,机关工作人员跟父亲说:“刘老呀!人家年轻干部都出国考察、看现代化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出国看一看?”他说:“我不要看了,我出过国了,抗美援朝到朝鲜打过仗。现在把这点外汇省下来,让年轻人出去,年轻人要干活、要搞现代化的。”
父亲母亲对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跑官要官、滥用职权等现象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一次,我从北京回宁探亲,碰上一位父亲的老部下(也已是白发苍苍的年纪了),受父亲帮助安置的转业干部之托,拎了些土特产来看望。不料,父亲勃然大怒,丝毫不留情面,几乎把那些土特产扔出了门外。客人走后,我劝父亲,“何必呢,您发那么大的火,多让人家下不来台啊”。父亲余怒未消地说,“我最讨厌搞这一套!”他突然转过身,瞪着我说,“你现在搞干部工作,是不是也收人家的东西?!”那个眼神、那种语气、那句问话,如雷贯耳,如芒在背,让我记了几十年,警醒着我怎样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怎样在物欲横流的诱惑面前守住底线。
廉明或贪腐,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分水岭。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⑥,这才算作真革命。那些嘴上做“公仆”,实则当“主子”,贪腐成性的人物,哪还有一丝一毫革命者的气味!这种人物,终究要塌台子,被历史、被人民唾弃!
父亲母亲对浸透了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和老区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多年来,他们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己所能,做了许多工作。1991年,上饶地委、横峰县委领导在南京征询父亲对家乡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我没别的要求,就是想经常听到看到家乡发展、家乡人民幸福生活的消息。”从那时起,当时的《赣东北报》、改版后的《上饶日报》,成了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
1996年,父亲了解到葛源偏远的山村还有孩子读不起书,十分难过。他对母亲说:“我20岁离开家乡,没有为家乡的人民做多少事。我们拿点钱,帮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也为家乡再尽点心吧!”深知父亲心思的母亲,立即从有限的积蓄中拿出两万元给葛源中学,作为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在他们的精神激励下,通过师生的努力,葛源中学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全面建设不断加强,多次被评为省、市、县级先进单位。父亲母亲天堂有知,一定非常欣慰。
父亲母亲得知家乡的老桥不能通行车辆和农用机械,群众生产生活有诸多不便,又拿出两万元给葛源建桥修路。新桥建成时,父亲已溘然离世。家乡人提出,要用父亲的名字为新桥命名,以誌纪念。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老头子一辈子做人做事都低调怕张扬,我和孩子们商量过,就叫‘红军桥’吧,让后人不要忘记红军,这也是老头子的心愿。”
1997年建成的葛源“红军桥”(左侧是老桥)
家乡,永远是他们心中牵挂的地方;父老乡亲,永远是他们心中牵挂的人。
2008年5月,母亲与世长辞。这年10月,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到葛源中学,捐赠20万元建造图书楼,以延续父亲母亲的心愿。
2009年建成的葛源中学图书楼
1997年4月4日晚,父亲呼吸衰竭被抢救苏醒后,他对守护在身边的亲属说,“明天,是我参加革命70周年的日子,这是比生日更重要的日子,我们要一起庆贺。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没有方志敏、程伯谦领着我参加革命,就没有我们一家”。他还说,“现在,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国家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看到今天,我们过去的血没有白流。没有过去的奋斗,就没有今天;但没有今天,过去的奋斗也就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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