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曲引起这样的轰动,并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得力于它的歌词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唱出了群众的情绪,也得力于它的曲调优美、动听、欢快。这个文工团的演出,对当时胶东解放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和冲击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首《东方红》。 徐非光推测说,这里说的“总政文工团”,大概就是公木同志说的“东北文工团”。因此,我对“‘东方红》首次演出在沈阳”一说,不能不表示怀疑。因为该团在烟台的演出,肯定是在沈阳演出之前。而在烟台的演出,肯定是已经正式用《东方红》的歌名了。对于《移民歌》这个名字,我不仅没有在那次演出中听到,直至后来也从未听到过。徐非光认为,《东方红》早在沈阳之前,就已在烟台演出,并在烟台和胶东半岛流传开了。 对于徐非光的反证,公木于当年4月2日撰文做答。关于自己介入《东方红》这支歌的编创经历,他说:“‘东北文工团’不是肖向荣同志率领的文工团。徐非光同志说他叫‘总政文工团’。这个总政文工团在延安时我没有听说过,也许是为赴东北途经山东而新组成的吧。这些希望能调查一下。不知他们何时从延安出发到烟台?目的大概也是渡海赴东北的吧。徐非光同志说,总政文工团在烟台演唱过《东方红》,时间如果在9月或10月中旬,最晚20日以前,那便是早于东北文工团在沈阳的演出;如果在10月底以前至11月以后,那便是在沈阳演出之后了。这可以再从多方了解了解。徐说,‘第一段歌词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中‘幸福’两个字,肯定是我们改定的。原文是‘谋生存’,这不会是‘不谋而合’吧。关于‘共产党,像太阳’一段,在我的《出发》中已记上了,说明我们在行军途中大家就这么编唱的,只是到沈阳后才写定下来。开头那句‘照到哪达哪达亮’,为了保留陕北风味,后来传唱中才把’哪达‘改成‘哪里’,这是群众给改的。在写这段歌词时,我们还就‘哪里有了共产党’一句,也进行过一番斟酌。因为一路上唱的,有时是‘出了共产党’,有时是‘来了共产党’,直至要正式演出前,不得不写定下来时,才感到‘出了’和‘来了’都不合适,经推敲,才想到‘有了’两个字。这事,刘炽、田方、于蓝、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都曾讨论过,如今不知刘、雷、严诸同志还记得否?反正我是印象很深的,因为我是执笔人。” 公木推测说:“1945年在烟台的演唱,如在10月中旬以前,那只可说大家都不谋而合了。如果在10月底或其以后,则只可证明当时山东与东北往来频繁,流传很快。《东方红》用的是‘骑白马’小调,陕北出来的同志都会唱,一听就会。反正,我们在沈阳的演出,过去所有的记述,都是千真万确的。当时我们不曾听说过还有一个‘总政文工团’。 再者,徐非光同志说,他由胶东军区调到烟台警备司令部,时间约为9、10月。(“我到达烟台后不久不会超过11月,就看了由肖向荣率领的‘总政文工团’的一次演出……)。”那么,就算是11月吧,那也很清楚,总政文工团演唱《东方红》大有可能是从东北传唱来的。当时大批干部和解放军,穿梭似的往来于山东与东北之间。由沈阳传唱到烟台,太容易了,也极正常。在当时,我们东北文艺工作团,还不曾自己录音,我们很土,还没有这一套设备。但是广播电台似乎制过录音带,也曾广播过(我们连收音机也不曾携带,是否在沈阳广播过,我不清楚,也记不得了。不过,1946年4月底,我辗转到了长春,曾在街上路过时听到广播喇叭里播放过《东方红》)。”
三
对于《移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的争议,公木也作了一些说明: “关于《移民歌》的采录,其经过可能如吕骥同志所说,1944年春,鲁艺戏音系曾派马可同志追踪移民队,向李增正采录的。歌词九段,尽如《陕北民歌选》所载。《陕北民歌选》是我与何其芳同志主持,在1945年春夏间编选的。当时肯定没有以《东方红》名篇的民歌;若有,我们不会不采。而且附录的曲调也是由当时戏音系提供的,只有《骑白马》(探家调),而没有《东方红》。这便足以证明,45年夏以前,在延安,《移民歌》绝对没有把《东方红》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个歌曲传唱过。我们编《陕北民歌选》时,确曾向戏音系索取过许多歌词,其中也包括《移民歌》。这就是吕骥同志所说的,交周扬转何其芳,又让我修改云云的原始情况。在当时,不是修改,而是编选,我们也确实没修改过(在编选民歌时,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自己改动采录稿)。” 公木在其他文章中曾经回忆说,孟波、于蓝、唐荣枚、刘炽和他于1944年冬去绥德闹秧歌,孟波他们也曾在佳县采录到李增正唱的九段《移民歌》歌词交给公木,后公木与何其芳编选《陕北民歌选》时将其收入。 孟波他们搜集的也好,马可他们搜集的也好,尽管是同一个资料来源,但收集到时就可能会有不同。比如据刘炽回忆,《移民歌》最初是六段,后来又加上三段,成为九段。现在来看,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因为《移民歌》毕竟来自民间,而且也不会就演唱一次,即使两次演唱之间,也会有些差异。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艾克恩随后将几封关于《东方红》创作的信件转给了作曲家彦克,彦克于1991年4月18日给艾克恩回信说:“徐非光同志在烟台看到的‘引起轰动’并‘终生难忘’的《东方红》,就是我们联政宣传队演出的。我作为当时的一员,也向你提供一点有关情况。”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还特意注明:“向在京的和广州的原联政宣传队战友们通了电话,记忆大体差不多。” 彦克的名字可能一些读者不太熟悉,但一提他作曲的《骑马挎枪走天下》、《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哈达献给毛主席》、《红军想念毛泽东》以及他为电影《农奴》、《四渡赤水》、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所作的音乐,估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据他自述,他曾经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移民歌》,就摘其两段,以《欢迎移民开山林》为题,谱写成独唱曲。后来发表在《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上,词作者署为“李增正”。 彦克在写给艾克恩的那封信里说:“《中流》杂志常务副主编徐非光同志就是在烟台看我们的演出。他信中提到的《王木匠进城》、《刘顺清开辟南泥湾》和歌曲《东方红》等都是联政宣传队从延安带出来的节目。不过他把演出时间可能记错了。联政宣传队到达烟台和胶东军区机关所在地黄县,是1946年7月3日,不是‘1945年9、10月间’。在烟台地区演出18天,观者有胶东军区、烟台警备区的指战员,地点在烟台市政府礼堂。接着我们又给当地政府、文艺界和刚从华南调至烟台的两广东江纵队演出。我们对外不叫‘总政文工团’,而叫‘东进纵队干部大队’,内部都知道是从延安来的,因肖向荣经常给当地部队机关介绍延安情况。我们离开山东半岛进入东北的时间是7月22日。我记得是在丹东过的‘八一’建军节。纪念‘八一五’一周年时,我们在丹东电台进行了文艺广播,名义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宣传队’。公木同志说的‘东北文工团’,是他们从北路陆地走的,此间我们从未碰过面。他们演唱的《东方红》,也是由他们改编的(即新填两段词)。由此看来,南北两路都在唱《东方红》,而内容各不相同。建国后,盛传的、公认的《东方红》,则是以公木同志改编的那首为准。” 不过他也提供了与公木记忆不同的另一些情况。公木曾在给艾克恩的信中写道: “吕骥说,1944年或1945年,在延安纪念‘七一’时戏音系演唱过《东方红》,此事我不甚清楚。如有其事,必然是《移民歌》,而不是《东方红》。——把九段歌词全唱出来,是当时跳大秧歌很通常的现象。”
四
彦克则回忆说,贺绿汀曾经在延安编曲指挥过《东方红》的合唱。 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联政宣传队奉命为大会演出三场晚会节目:一是歌剧、歌舞、音乐;二是由山西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领头与宣传队同志合作的大型话剧《沁源围困》;三是曹禺的名剧《雷雨》。 第一场晚会节目有:肖向荣词、李鹰航曲的大合唱《歌唱中国共产党——献给党的七大》,翟强剧、丁洪曲的歌剧《王木匠进城》,荒草剧、贺绿汀曲的歌剧《烧炭英雄张德胜》,荒草词、贺绿汀曲、田雨编导的歌舞《扫除法西斯》。此外,一组声乐节目有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杨涛等演唱的《东方红》、《唱边区》等混声合唱。 《东方红》,由贺绿汀依据李有源的《移民歌》改编成合唱的,共四段词:第一段保持原来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他几段,选用《移民歌》中的一些词作了小改。大意是“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延水长,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还有一段是专门歌颂人民子弟兵的,最末一句为“全国人民大翻身,迎接胜利享太平”。全曲有激情,也完整:第一段,男女声齐唱。第二、第三段,以男声为主旋律,女声对位进行;再以女声为主旋律,男声对位进行。第四段,以男高音为主旋律,其余按女低音、男低音、女高音依次进行。四个声部纵横交织,逐渐将全曲推向高潮。贺绿汀署名只写了“编曲”。首场演出在中央党校礼堂,时间为1945年5月13日晚7时,报的歌名十分响亮:《东方红》。 重回部队后彦克说:“据我所知,改编《东方红》合唱,贺绿汀是全国第一人。”史中兴在《贺绿汀传》中就这样写道:“党的‘七大’召开的日子,他编写了混声合唱《东方红》,在联政宣传队正式演出时,他边弹风琴,边用手势指挥。当代表们知道他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的作者时,掌声变得更热烈了。”后来,牛纯仁在回忆延安排练和演出情况时也写道:“贺绿汀同志将民歌《东方红》改编为合唱,由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等八位同志组成的小合唱队反复排练,单一的曲调变成了多声部,可比以前热闹多了,此伏彼起,交错有致。特别是李丽莲同志的高音花腔,呼儿嗨呀一句,如异峰突起把情绪推向高潮,让排练的同志们可真开了眼界,由衷地佩服贺绿汀同志的高超的作曲技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 “八一五”日本投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1945年9月5日,电台第一次增设文艺节目广播。这首《东方红》合唱,经联政宣传队演唱后和全国广大听众见面了。牛纯仁在《送向国统区的礼物——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组文艺节目》一文中这样写道:“9月5日,电台正式向全国播音,我们来到了电台。电台可真不近,离延安城30多里,过了枣园还要走一大段路,在川口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机器在窑洞里,洞外的平地就是音乐厅了。” 肖向荣率领宣传队人马挺近东北,走的是海上线路,即从陕西吴堡宋家川东渡黄河,然后穿山西,过封锁线,经邯郸过河北,走山东,又渡黄河进胶东半岛烟台地区,乘船入东北,直到1946年9月10日,才到达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历时九个月零五天,行程四千公里。 (200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公木传》第十二部分第五十四章) 二、演出在风沙雨雪中——记联政宣传队(摘录)
戴碧湘
联政宣教队,作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成立于1943年12月1日,至1946年9月10日奉调到达哈尔滨,改组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队之后方告结束,历时近三年。……1945年5月,一队结束了这次演出回到延安,二队已先期返回,赶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演出。第一个晚会是5月1日,节目有贺绿汀由民歌改编成的合唱《东方红》。在我们即将离未离之际即或9月5日。宣传队参加了延安广播台向全国的首次播出。这次播放的音乐节目中,有贺绿汀改编的合唱《东方红》,是由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等8人组成的小合唱队演唱。……后来听说这次播音在国统区和边区的反映都很好。(延安音乐回忆录《山高水长》原载《高原演出六年》) 三、山东省青岛市的徐家骥先生给东方红纪念园整修工程管理委员会来信 东方红纪念园诸同志: 从友人处偶见陕西省佳县东方红纪念园整修工程管理委员会2005年5月1日编《东方红》报,见有征文“东方红的文字、文物、图片资料”之要求。适有前些年所撰《初闻〈东方红〉》一文稿,该文或可从一侧面提供有关《东方红》流传过程中些许资料,故抄奉,请查收。 致以敬礼 徐家骥 初闻《东方红》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最为流行的音乐旋律,大概莫过于《东方红》了!清晨,收音机中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便是以钢琴敲击的《东方红》前两句的音乐旋律(东方红前两句的曲谱),之后人们一天战斗、工作、学习的紧张生活便开始了;每年10月1日上午首都国庆大典时,国家领导人踏着《东方红》的乐曲旋律,登上雄伟的天字门城楼,检阅威武三军和欢乐人群;我国第一艘海洋科学考察船,被命名为“东方红”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仅被命名为“东方红1号”,她从太空传回的电子讯号也是以《东方红》音乐旋律开头;我国第一部展现伟大革命功绩的音乐舞蹈史诗,也是以《东方红》命名;群众大小集会,往往也要高歌《东方红》。半个世纪多,真可谓祖国大地一派《东方红》啊! 回想我第一次听到《东方红》的歌声,已是近60年的事了:1945年夏天,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以胜利结束,秋冬之际,来自冀热辽和陕北的老八路带来了《东方红》这支歌。那时我在东北中部一个小镇子里的学校读书,一天在老师的带领下进了“戏园子”,去看“白山文工团”的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就叫《东方红》,一位身着黄军装的女演员(我们称她为小八路)在台上边歌边舞: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几天后,音乐课的老师为我们印发了音乐课的讲义(那时称之为“歌片”),其中的第一首歌便是《东方红》。第二段的歌词是: “太阳升,东方亮,中国全靠共产党;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时,我们教室里黑板的上方已经排出了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毛泽东同志上衣的第一颗钮扣照例不扣,朱德同志身着戎装慈祥可亲。 分发讲义时,音乐老师告诉我们,在他所搜集到的资料中,这支歌有标为《东方红》的,有称为《拥护八路军》的,…… 可见这支歌曲在当时尚未定型,其第三段歌词为: “红旗飘,红旗美,叫声同胞们来开会;军民团结一条心,呼儿嗨哟,建设民主新东北。” 最后的第三段词显然是八路军进入东北地区之后,人们才填上去的。 后来得知这支歌的曲调原本是一支陕北民歌,我想说不定李有源只填了第一段词,而在长期的传唱中,人们又不断地填入新词,或许不同的文艺团体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贺绿汀为其编配乐谱,谱成四部合声时,才将歌词定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咱们跟着共产党,呼儿嗨哟,咱们永远得解放。”
这个歌在半个世纪中形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主题旋律,每当(5 56 | 2— 1 162—)的旋律响起,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出现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毛泽东的形象…… 我们更加怀念毛泽东!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生110周年,我是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是在共同创建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群体指挥下战斗过来的人,在老人家诞辰到来时,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仅录回忆中的一个片断以为祭! 2004年12月4日 四、《东方红》手抄本背后的故事 王玲琳 近日,在位于皖浙赣交界地区的休宁县板桥乡官汰村村民黄荣银家中,发现了一本当年新四军留下的手抄版革命歌曲传唱本。里面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歌曲《东方红》,翻开这曲东方红,大家发现跟如今的《东方红》歌词内容存在很多不同。然而,这本手抄本歌词经当地文史档案部门鉴定,是目前黄山市发现的最原始版本的手抄版革命歌曲传唱本。那么,这本手抄本的《东方红》歌词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手抄本革命歌曲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事件呢?
手抄本弥足珍贵
不久前的一天,记者在黄荣银老人的家中看见了这本已经泛黄、纸张薄如蝉翼的革命歌曲传唱本,字迹粗糙且褪色。“看到没有,这第一页就是《东方红》歌词,还有秧歌舞的歌词,这些就是当年住在我家的新四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留下来的。”今年60多岁的黄老,将这宝贝似的歌本托在手上,小心翼翼地翻给记者看。记者看见,这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手抄歌词本,更是一个会议记录本、工资发放本和工作记录本。因为里面除了记录有十几首革命歌曲的歌词外,更多的就是当年新四军工作时的记录。如每人一个月发了多少粮食,1948年5月3日有哪些人员在站岗放哨等等……
“我现在的老家官汰村的老房子,是当年新四军皖浙赣支队一个排的落脚点,也是当年工农红军倪南山和丁铁牛等人,与大别山区新四军联系后指挥休宁当地作战的指挥点。”黄荣银老人说,记得自己家负责接待新四军队伍的是父亲黄仙花,而自己当年则只有5岁,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比自己大10岁的姐姐当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并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所以这段家中发生的事他还是很熟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