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革命即将胜利，大批党政干部进城开展新工作的形势下，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诞生于西柏坡，诞生于河北，这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犹如艰巨漫长的“赶考”之路，必须突出强调“两个务必”的思想意义。历史上任何一个著名论断，如果没有十分深远的思想意义，不被大众所认可、所接受，那么，它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预见了这个真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都把“两个务必”当作传家宝和精神食粮，就是因为“两个务必”精神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光辉旗帜，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尤其是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把“两个务必”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和日常生活的镜子，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就会为不断凝聚党的正能量。

    一、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精神的意义

    “两个务必”精神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

    1945年7月，毛泽东曾在回答黄炎培所问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里讲的进京赶考，指的是取得胜利的革命政党接受执政掌权的考验，接受人民赞扬和资产阶级捧场的考验，接受不拿枪的敌人用糖弹进攻的考验，接受大量新的更艰巨任务的考验。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胜利之师领袖的毛泽东在进京时，不是志得意满、洋洋自得，而是头脑清醒、深谋远虑、心情沉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记取当年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和贪图享受而导致迅速失败的教训。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思考过、提出过。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的惨痛历史教训。毛泽东看后对此文极为重视，4月12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推荐给高级干部们阅读，并亲自给郭沫若写信：“《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这次毛泽东同志在进京时说是进京赶考，就是进行自我警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犯李自成起义军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告诫，当时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在胜利进城和执政后保持清醒头脑起到了重要教育警示作用，有效地防止了骄傲自满、贪图安逸享受、腐化堕落现象的发生。但也有极少数干部不听从毛泽东的忠告，进城不久就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贪图安逸享受的思想。不出毛泽东所料，暗藏的敌人和不法资产阶级果然利用捧场、行贿、美色等“糖衣炮弹”向我们进攻，我党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腐蚀，被“糖弹”所击倒。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代表。党中央头脑清醒，立即组织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及时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堕落分子，有力地抵制、击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腐蚀和投机破坏活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毛泽东在此前提出“两个务必”的教育警示作用，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自觉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不是党中央头脑清醒，及时果断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我们党当时就可能垮下来。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忠告，不仅在当时对我们党防止腐化堕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给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党的长鸣警钟

    二、邓小平对“两个务必”精神的新解

    我们不会忘记，河北这片热土，记录着邓小平同志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懈奋斗的丰功伟绩。从1938年与刘伯承同志一起领导129师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到1947年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邓小平同志在河北战斗工作了十个春秋，不但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与河北人民结下了战斗友谊、鱼水深情。新中国成立以后，国事繁忙的小平同志仍然时刻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关注着河北的发展。今天，坐落在太行山区的129师司令部旧址，依然向人们述说着邓小平同志的卓著功勋；潺潺流淌的漳河南大渠，仍在向人们倾诉着邓小平同志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两次前往西柏坡，分别参加“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领导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中原的陈毅、邓小平等。邓小平在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邓小平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及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及“两个务必”精神的报告。1984年8月31日，经西柏坡请示，邓小平题写“西柏坡纪念馆”六个大字。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胜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开创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旗帜。”艰苦奋斗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合乎逻辑地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元旦政协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保证”，其中一条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

    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1979年7月29日在《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讲话中指出：“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

    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3]实事求是是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是出发点，艰苦奋斗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阶梯。邓小平同志多次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三大作风放在一起讲，而且是把它作为主要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执政党的反腐败斗争也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特点。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为什么必须反对腐败和怎样反对腐败的问题,形成了新时期执政党反腐败理论,为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4]的论断，率领全党果断地把战略重点转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全党的重要任务，但它也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和惩治腐败的内在辩证规律，确立了党在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就指出，反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李政道时说：“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5]他强调，反腐败要作长期斗争。将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达到的能使群众满意的最低限度，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992年，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都要反腐败。”[6]他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长期的、经常的斗争”的“长期抓”的要求。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抓”的重要思想。1982年4月，他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7]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毒化社会风气，因此，“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8]第一次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以后邓小平同志又从不同角度对“两手抓”的思想作了重要阐述。1986年1月，他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89年6月，他再次，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9]后来他又明确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99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三、江泽民对“两个务必”精神的继承

    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弘扬“两个务必”的精神。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同志专程来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在河北考察工作时，再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并强调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早已成为我党加强自身建设、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动力，就会“物化”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也是其它物质力量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实践证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已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它同样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怎样接受执政党地位的进京赶考，怎样经受新时期的历史考验交出一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优异答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历史转折点上交给中国与世界的一张答卷，它全面回答了面对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而要完成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务必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否则三个代表的根本目的就无从实现。“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产物，从“两个务必”到“三个代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相传于一脉的历史发展。在新的时期重提“两个务必”正是为着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理论上“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理论关系。坚持“两个务必”必须以实践“三个代表”为目的，而实践“三个代表”又以坚持“两个务必”为前提。

    “两个务必”精神与“三个代表”思想，尽管提出的历史背景不同，它们是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提出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殊途同归，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高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了提高和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为了我们党和党的干部队伍能够箩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把将来的工作干的更好。“两个务必”精神与“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性和一致性。“两个务必”精神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两个务必”精神，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防腐拒变的一大法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一面旗帜，是行动的指南、前进的方向。“两个务必”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高度辩证统一。牢记“两个务必”精神，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当然要求和必然条件。“两个务必”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和保证，“三个代表”思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和目的，二者互相依存、有机统一。

    四、胡锦涛对“两个务必”精神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刚结束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参观学习，重温毛泽东当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诲，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也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广泛好评。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曾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生动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的重要讲话，一定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做到“两个务必”。要自觉抵制安于现状、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的不良思想和作风，自觉抵制贪图享乐、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不良思想和作风。时刻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庄严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人民的重托和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中，不断为人民建立新的功绩，为党增添新的光彩。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2004年1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河北考察工作时发表讲话，指出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指出，要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贯彻‘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在这里，将“两个务必”与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要“牢记‘两个务必’”，并将其与党的先进性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高度重视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牢记‘两个务必’，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经受住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

    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备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必须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同志牢记毛泽东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对于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拒腐防变、巩固执政地位，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牢记“两个务必”，才能有效地拒腐防变，粉碎国际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牢记“两个务必”，才能带领人民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记“两个务必”，才能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