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井冈山（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一生时谈到自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建立新中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人们无话可说，但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真实的吗？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又是如何披露于世的呢？

    我们下面就依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对这个谈话做出考证。

    一、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如何披露于世的？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如何披露于世、公之于众的呢？

    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首先出现于叶剑英的谈话或讲话中。

    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海文， 在二○一三年第三期的《党史博览》上发表了《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海文谈到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时说：“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指叶剑英讲毛泽东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引者注）。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过程及结束。”[1]

    从李海文的回忆看，叶剑英至少三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毛泽东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当时李海文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个机构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2]在毛泽东去世后负责《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出版工作，后来改称中央文献研究室。这里我们尤为注意的是叶剑英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对熊向晖的讲述。当时毛泽东还在世，叶剑英自然明白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情况下讲出这样的话，如果一旦与事实有出入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李海文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并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这段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重要史料。”[3]

    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确实没有引用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从李海文的文章看，虽然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没有引用这个谈话，但是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将这个谈话传了出去。

    以前叶剑英在内部小范围内先后三次讲述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而邓力群却在内部讲话中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更大的范围上传播了出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胡绳写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胡绳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我们引述如下：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4]

    在这段引文中，从胡绳对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判断—“八九不离十”来看，他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还是予以肯定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在文中也表示了对这个谈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存在疑问。在文中他虽然将这个谈话的时间确定为六月十三日，却又用“据说”二字对此作了限制。他只是说这个谈话是从“社会上传出”的，“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却没有说清毛泽东的谈话当时是具体对谁讲的。

    胡绳在文章中并不同意毛泽东把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归结为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所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因而他就把毛泽东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说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我们要加以说明的。

    虽然胡绳并不赞成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却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5]

    那么，胡绳是怎么想起在他写的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要引用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谈话的呢？

    就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发表不久，胡绳又写了《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在这篇带有解释和说明的文章中，他谈到了他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缘由。

    他说道：“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篇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篇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6］

    从胡绳的这个说明中我们看到，他是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胡乔木让胡绳引用这个谈话的意图还是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对文革失去了信心。胡绳说当时是由于“篇幅有限”，才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没有能够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这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胡绳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没有引用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原因仅仅说了一半，他并没有说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引用这个谈话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他认为这个谈话还不足以证明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对文革失去了信心，因而胡乔木希望通过在党史著作中引用这个谈话来说明毛泽东在去世前已经对文革失去信心的目的恐怕难以达到，因而才不得不予以割舍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对毛泽东在谈话中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上，胡绳和胡乔木的观点显然并不一致。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分析，并结合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7]我们认为胡绳的看法似乎更贴近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对文革的认识。

    胡绳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样随着文章的发表，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中的主要部分也就公之于世了。

    二○○三年十二月，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发行。在这部传记中也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我们引述如下：

    从这年（指一九七六年—引者注）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8]

    虽然传记的作者并不同意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是多么重要。[9]

    我们看到，传记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地点是在住地，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但是却没有说清这个谈话的具体时间。不过从上下文来分析，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

    传记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比胡绳的文章中的更全面，这也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关于这个谈话的最完整的材料。在传记注释中说这个谈话可参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也就是说传记中引用的这个谈话来源于叶剑英的讲话记录。

    这样随着二○○三年十二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出版发行，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更完整的材料也就公布于世了。

    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最先是由叶剑英讲的。他先后三次讲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第一次讲到这个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还在世。但叶剑英的这三次讲话都是在小范围内讲的，听到的人不多。在国庆三十周年后，邓力群最先在内部讲话中将叶剑英讲到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传了出去，使党内更多范围的人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来，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文章中公开发表了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逄先知、金冲及在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发表了这个谈话的更完整的材料。这就是毛泽东这个谈话披露出来的基本概况。

    二、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出发，以质疑声为突破口，来初步确定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时间。

    当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披露后，有人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李海文在《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的文章中还谈到在起草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对起草小组的人员谈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有人提议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

    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10]

    从李海文的文章看，在叶剑英向国庆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讲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后，当时为了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他们就要找到这个谈话的手稿或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可是，他们查遍了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却没有发现这个谈话的手稿或原始记录稿。

    这里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叶剑英向国庆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讲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他们也觉得应该编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但是苦于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手稿或谈话的原始记录稿，此前叶剑英又至少两次讲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叶剑英请教，去弄清这个谈话的来龙去脉呢？作为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啊！这到底是他们忽视了呢，还是另有隐情？李海文的文章没有交待清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虽然李海文说的为了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当时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资料存放在中央办公厅是属实的，但是他说的一九九○后陆续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收入这个谈话的理由却难以让人认同。

    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 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未经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11]

    由此可见，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必须是手稿或者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其他文稿，只要是未经他审定的的讲话或谈话记录稿均不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因而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没有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不表明这个谈话的不存在。因为这个谈话只要是未经毛泽东审阅，就不会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李海文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12]

    当时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摄制的十二集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也说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对华国锋等人讲了这个话。李海文见后对华国锋进行求证，华国锋才说电视里讲的是错的。从华国锋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没有对他讲过这个话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对华国锋否定毛泽东对他谈过这个话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13]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14]

    从周新城的邮件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否定这个材料，只是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出处、时间、地点及谈话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逄先知说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已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这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的。

    华国锋和毛远新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段话。

    华国锋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月份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5]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他要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汇报，这是他与毛泽东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可是华国锋却说毛泽东没有和他谈过这个话。这说明一九七六年二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毛泽东没有和他谈过这个话。从华国锋的回忆看，此前毛泽东也没有和他谈过这样的话。

    尽管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讲出来的，但是叶剑英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以生病的名义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16]在这种情况下以后的几个月他是难以和毛泽东见面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发现他们见面的文献资料。而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已经没有可能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因而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毛泽东也是不可能与叶剑英作这样的谈话的。

    毛远新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开始到毛泽东身边的，而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始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非正式的“联络员”。[17]从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直到毛泽东去世，这个期间毛泽东的文稿、谈话及活动毛远新是非常清楚的。从他也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来看，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既然原文献资料上说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六月，谈话人是华国锋，在谈话人已经对这个谈话予以否定，连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毛远新也没有见过，谈话时间经过考证也已被否定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谈话根本就不存在呢？

    我们觉得还是难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华国锋只是否定毛泽东对他做过这样的谈话，毛远新也只是没有见过这个谈话，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是不存在的。同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机要秘书张玉凤都曾说过毛泽东确实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话。吴旭君说毛泽东讲的时间是“见过尼克松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后。张玉凤说是“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驻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18]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就开始谈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不可能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而是出现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之间。我们从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自己身后中国政治形势的严峻估计，再结合他在谈话中说的“我八十多了”，以及党内斗争的状况来分析，这个谈话以出现在一九七四年特别是一九七五这个时段为适宜。

    三、从历史文献资料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中来考证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内容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