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这封信是极为珍爱的，他不仅经常翻阅，而且在他晚年的重病期间，每次住院都要把这封信带在身边。也就是在病房里，他的家人才第一次看到了这封信。这是自1957年春夏间他们以书信的形式相互交流对诗歌的意见以来，又一次重要的“诗人对话”。

    在这封写于1965年7月的信里，毛泽东为陈毅改定了一首五律诗作《西行》；此外，毛泽东对诗的许多见解，在当时起到了影响文艺界的重要作用。譬如：“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后面四个字，毛泽东打了重点号）这些虽属友人函件间的随谈，却使当时关于有无“形象思维”的争论偃旗息鼓。这些看法，无论今天看来或值得商议，或可以更加系统化，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将文艺回归文艺，摆脱理念先行旧套子的重大作用。

    《西行》这首诗，是陈毅元帅1964年率政府代表团出访多国时的作品。一组《六国之行共七首，毛泽东改定的是其中第一首。1965年春，陈毅将这组诗送毛泽东指正。毛泽东改了第一首后，复了陈毅这封信。这当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陈毅间战友、诗友的情谊。但是，这封信在两位领导人逝世后，在全国文艺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1日中午，记者已通过手记彩信，将毛主席手稿1965年7月给陈毅的书信手稿传给毛小青。她表示，明天将此手记彩信图片面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下一步，很可能毛小青女士将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赶赴都江堰，对王兴文珍藏的这封毛主席书信手稿进行文物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