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辛亥百年话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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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辛亥百年话迁都

2012-08-10 16:57:33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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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部隆起的武汉及辛亥革命建都之议
　　　
    首都北京所遭遇的境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出现，如近邻韩国和日本。韩国首尔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其资源高度集中情况比北京还糟，又处在北朝鲜核弹威胁下，所以早就有动议迁都中部的大田市。日本也早有迁都之议，举国所有中心都集中于首都的情况，东京较北京更甚。今年3.11大地震更是给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震中若仅仅南移一百来公里，京畿将万劫不复，国家将陷于瘫痪。日本国会于是动议在东京之外另设立副都，即第二首都，或曰分都，以降低风险。
　　　
    设正副二都在我国古代西周、两汉、隋唐及明清都有过，隋唐把长安作正都，洛阳作副都；明先定都南京，移都北京后保留了南京副都地位，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时，明副都马上升为正都。清入关后也把原来的都城沈阳保留为副都，称盛京。分都两京的情况在清亡后百年间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至少是有所考虑，或因国务需要短时期曾有过“副都”。分裂割据时自立为都暂且不表，蒋介石和毛泽东大权在握时，就都曾把风景秀丽的庐山当作“夏都”，在庐山演出过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作出过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抗日战争初考虑过洛阳、西安作战时首都，最后定重庆为陪都。文革高潮时因中苏交恶，为避免苏联“外科手术式”突然核打击，毛泽东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与副手林彪元帅秘密决策在南方建立战时统帅部，选址在武汉以南百公里的咸宁，此乃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的家乡，由黄总长指挥在咸宁修筑了地下统帅部，即拟议中的战时首都。这不就是设副都吗？当然最终没有成为事实，所有工事后都报废，现辟为旅游景点，参观者是络绎不绝。
　　　
    选址湖北咸宁作为文革秘密“副都”，有人说都是黄永胜作的决定，这是皮相之见，没有正副统帅毛、林的点头，上将黄总长能作得了主？为什么是咸宁呢？我们注意到，现今论者议迁都时，很多人提出武汉南北的岳阳或信阳为首选地，都是在武汉周围考虑。几代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武汉为中心，来考虑定都或临时副都，其中确有其内在的深刻战略考量和道理。我们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大家都清楚，但同盟会曾考虑定都武昌却不一定知道，只是因缘巧合，民国首选临时首都才与武昌擦肩而过。
　　　
    据现存革命资料，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与章太炎讨论过日后建都问题，章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洪秀全定都金陵的功过有评价，说：“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卷1，215页）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湖南人程潜谒见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中山提出慎选革命基地，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成，攻占较易”。（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在四地形势分析中，对武汉十分看好。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中立足两湖的华兴会人最多，着即筹划武装起义，首选地即两湖地区。06年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了萍醴浏起义，有众3万，这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组织不善而失败，党人或牺牲或被俘损失很大。这使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滇粤边陲，打不赢可逃跑，但规模都不大，影响力也很小。最后武昌起义还是在帝国中心开花，并成功了，但却不是孙中山、黄兴领导，也在其起义计划之外。引发起义的保路运动，虽在成都最先发难，但也与武汉有关，所保的“路”即川汉铁路，即由武汉西入四川的铁路，还有正在修筑的粤汉铁路，加上已修好的芦（沟桥）汉铁路，我们发现，武汉处在现代铁路交通的中心，加上长江水道，可谓九省通衢，孙中山所谓“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所言不虚。
　　　
    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从地理交通形胜看，绝非偶然。只可惜当时革命大腕领袖没能算计到，起义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场，群龙无首之际起义士兵拥立了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宋教仁、黄兴赶到武汉，想成立中央军政府，但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丧失威信而黯然离鄂。但黎元洪成为首义元勋，也有可能在武昌主导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其地位连云南蔡锷、海外的孙中山及敌方首脑袁世凯都承认。时上海立宪精英策划模仿美国独立战争费城十三州会议，在上海成立临时国会，也遭黎氏否决，黎要在武昌成立政府和国会俱在的中央政府。上海的各省代表只好乘船来鄂，袁世凯的和谈代表也来鄂与黎接洽。但由于阳夏之役失败，北洋军在龟山设炮轰击武昌鄂军都督府，黎元洪狼狈逃跑。各省代表也不愿在鄂与袁世凯订城下之盟，在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的鼓舞下，作出定都南京的决议，使民国临时首都与武昌失之交臂。
　　　
    南京虎踞龙蟠，为六朝故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也曾定鼎于此。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在武汉和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于是齐集南京，选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武汉方面虽不情愿也有所抗争，但年底孙中山回国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也就不好再争了。至1912年元旦终于成立中华民国，暂定都南京，与北京袁世凯主导的新政府和谈。
　　　
    然而南京作为临时首都也仅4个月。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就有定都南京，不能更改。辞职后俟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乃行解职。参议院为定都问题在14日、15日还两次举行投票，第一次的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议院向总统陈述：“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对此孙中山极为震怒，要求复议。复议结果为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参议院议事录》）我们注意到，两次投票结果虽不同，但均有两票主都武昌。前亦有一票主天津者，则是因袁世凯曾想避开清廷和南京方面，由他另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遭南京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当然不愿南下就任，从上面第一次投票多数主都北京的情势看，当时多数人包括同盟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建都北京更合适。但孙中山等很固执，其目的在于制约袁世凯，迫其就范。然孙、袁之外的多数人则能超越党见，就建国宏图、地理形胜等方面，纵论都城建制。为此，就民国建都问题，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江苏都督庄蕴宽及黄兴等政要，也都公开发表看法，辩论十分激烈，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就首都建置最大的一次辩论。
　　　
    辩论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早在1912年1月21日，张謇就在《大公报》上发文说：“民军政府曾有主持迁都武昌之说”，他认为不可，而“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章太炎考据历史，也在《大共和日报》上刊文，先主张建都“宜在中原平陆”邺、洛，后亦主建都北京。当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时，章即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等，认为“迁都南京，则放弃满蒙”。告诫：“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时报》民元2月13日）
　　　
    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建都私议》社论，也公正持论首都宜建于北京，并提出建都八大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时有在京蒙古人更提出：“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当时舆论一致认为：“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迁移，则控御失宜”。（《大公报》民元2月23日）最后，民国首都还是安在北京。但1928年国民党又移都南京，其结果则是不出三年，满、蒙就被日、苏侵夺，可见民元建都北京的议论，是深有其道理的。
　　　
    在都南京还是北京激烈争议之际，首义湖北黎元洪集团也不失时机地发出声音。黎分别给南北政府发电报，提出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似以武汉为适中之地。湖北省议会还通过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民元2月27日，黎元洪《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书》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虽然时议多主都北京，但黎氏认为只是“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而“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画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黎副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提出在武汉规划长远首都的设想，无人理睬，但其所陈正是当年孙中山考虑的，武汉正是同盟会最初设想建立统一军政府的首选地，只是因为鄂督落到了“异己”黎元洪之手，才得不到支持。但黎元洪所陈武汉“居中驭远”的“枢纽”地位，及孙中山同盟会早年所看重武汉“绾毂南北”，“可以号召全国”的形势，其可作为民国中枢的理由，现在看来都不无道理。
　　　
    武汉居长江之中，上古是荆楚蛮荒之地，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都城。东吴孙权为抵御蜀、魏，一度议迁都武昌，但大臣们“宁饮长江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唐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上超过黄河流域，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湖广督抚所在的武昌地位日渐升隆。特别是清末京汉铁路的修通，稍后京广线与长江交汇，更大大提升改观了武汉的地位，使武汉的地利形胜，有如北宋汴梁以运河黄河之交汇，取代关中而为天下之中心。“居中驭远，莫若武昌”。孙中山、黎元洪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林彪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文革中选中咸宁作为战时统帅部，绝非偶然。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时贤所议北京建都的理由，其控扼满蒙的政治军事优势已渐失去，中枢战略地位业已动摇。当今洲际核弹、精确巡航导弹等，早已使北京无险可守，人口集密各方资源富集，反而成为战略负担，战时输不起，文革时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搞的就是战略疏散。资源枯竭经济上没有任何优势，水资源无法根本解决，越发展经济，越加重国家负担。有学者称：中华要崛起，早晚要迁都。超大型都市北京既已不堪重负，无建都优势，以其赶老百姓走，不如政府自己走。权为民所用，告别特权，告别臃堵，告别沙尘暴，以新都开创新的未来。
　　　迁都之议一旦开启，人们的目光重又投向了居长江之中的武汉及其周围地区，那么，到底何处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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