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向纵深推进,迁都之议也随之兴起,近些年来屡见将我国首都由北京南迁长江流域的议论。 而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时,就建都问题也曾有过激烈争论,当时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就建都某地之利弊进行陈述论辩。众所周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力主建都南京,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则非要留都北京不可,两派为此争得几乎翻脸,当时名流如章太炎及社会各界人士也都在报刊上各陈己见,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临时参议院几次表决,临时政府还是由南京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认为武昌以其首义作为民国首都应当仁不让,另外,还有暂时建都上海、天津之议。国民党北伐成功,初虽有“宁汉之争”,考虑过定都武昌,但随着蒋介石的得势,1928年重又将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后,首都又迁回了北京,但也曾有定都西安之议。 民初建都争论考虑的多在政治层面,是利益之争。当今迁都之议则更多地从经济层面考虑,谋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比照前辈和今贤的议论,也就迁都问题谈谈看法。 一、超大型都市北京作为首都已是不堪重负 为什么要迁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定都北京已有60多年,首都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为国家的象征,从孩童时代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又唱“雄伟的天安门”,在很多人心目中,首都北京已具有神圣地位,迁都简直不可思议。 历史上北京也曾经辉煌,在古代中国王朝的后半期,辽、金、元、明、清,北京一直是帝国政治中心,建都已近千年。其地形胜,向北可控扼满、蒙,向南得抚育华北、中原。元明清时以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东南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北运,长城一线得以滋补坚守。经过数百年不断的经营,北京成为帝国政治心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近代鸦片战争后虽历经沧桑,渐呈残破,但共和国建立之初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北平,恢复了北京旧名及其首都地位。 1949年的北京只是一座百万人口的消费性城市,城市功能设施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开始发展工业,市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经过60多年的建设,现在北京已成为功能齐全的超大型国际性都市。 然而,问题也来了。规模超大,不堪重负!据统计截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两千万,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726.4万,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短期流动的等,其总数早已突破两千万。搞得北京房价奇高,房租奇贵,交通拥堵,人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同时,却也有诸多不便和烦恼。政府行政也出现了效率低下,想管也管不好的困扰,光应付全国各地来上访的群众,就忙得不亦乐乎,警察是超负荷地工作,高层领导也神情紧张。 按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人口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指标实际上早已突破。如果说是指户籍人口,也很快就会突破,因为近几年北京市新增户籍人口每年都突破50万,按这个增速还能够撑多少年呢?况且以户口来计算人口毫无意义,因为有很多外地有钱人在京置地买房,没有户口他们照样生活着。户口这东西本来就很不合理,现正议论改革,外来业主们也琢磨着总有一天会取消户籍,自己一家将融入首都呢!穷人租房蜗居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因为特权城市北京的畸形发展,在北京打工挣钱相对容易些,白领蓝领工作都好找些,于是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北京涌,挡也挡不住。 过度扩展使北京在水、电、能源、土地等资源各方面都难以承受,中央也要求北京市政府拿出切实措施解决拥堵乱象。市政府只好向无户籍的外地人口开刀,今年8月勒令关闭30多所农民工民办学校,目的就在于驱赶他们离京还乡。但这对外地人特别是是农民工极不公平,首都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难道只能做留守儿童,随父母来京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 首都北京成了特权城市,河北有一考生在网上发帖抱怨,被河北省包围的北京、天津高考分数比河北低100多分,农民孩子奋力学习也考不上好大学。河北全省都无一所重点“一本”大学,好大学都扎堆在北京,有钱有势的家长为孩子前途着想,千方百计做“高考移民”,北京能不人口膨胀吗? 看病也得往北京跑,因为好医院也都扎堆在首都。光解放军医院从301排到309,个个都是设备最好的,何况还有“2”字打头的军区医院,还有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武警总医院、二炮总医院等,个个都比江西省任何一所最好的医院条件好,那病人又怎能不往北京跑呢?怪不得凡医院周围的房租都飙升,尽是照顾病人的亲属,这些人能赶他们走吗? 医院多且设备条件又好,则在高干病房住院的离退休老干部也多,这些人谁也不敢赶他们走。北京又是高官扎堆的地方,党政军高干大多配有公车,交通能不拥堵吗?高校多毕业生也多,2011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约23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的人口,他们也都想留在北京享受特权,一个公务员职位好几百人报考,就业问题又拉起了警钟。 中国自周秦以来都是以政治权力调配全国资源,政治统治中心的首都受到各路诸侯贡奉,地方财赋都要集中于首都,首都拥有特权,能在天子脚下居住的人自然也能沾光。但各方贡赋坐吃山空,首都也承受不了,唐朝长安因黄河三门峡阻断漕运,皇帝只好带着百官经常往洛阳“就食”,被讥为“逐粮天子”。 由于现代化的铁路交通,现在北京倒不致于“逐粮”,但“饮水”却日渐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现代标准最低人均水资源量为年300立方米,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很难达到,是严重缺水地区,北京属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实际年均用水量约36亿立方米,而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缺口。解放以来北京修了许多水库,如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但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光日常生活用水,就占去北京用水总量约一半。天津在改革开放之初“引滦入津”,这对日益扩大的大天津也只是杯水车薪。目前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形势已十分严峻,天津靠海尚有点办法,北京则境况堪忧。为此国家投巨资修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水北调,但整个华北都缺水,农业用水要优先,北京又能分到多少呢?我看与其耗费巨资“引水”,不如“逐水”而居,把首都迁到有水的长江流域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水资源不足的困境。这也是借鉴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因水而迁都的故事殷商时就有,宋朝君臣定都南北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开封,考虑的就是水利之便,从此彻底告别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汉唐故都长安,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是宋都汴梁赶超汉唐的繁盛景象,若还留恋长安,其可得乎? 古城北京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并无其它什么资源优势。作为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本应珍惜妥善保护,印度独立时为保护古都德里,在其旁边建新德里。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时,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建议在通县建新北京,将古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当时一穷二白,开国领袖听不进去,一头扎进故宫之侧的中南海,至今仍没出来。革命者对“封建旧物”也看不起,要破旧立新,发展工业,北京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展现代交通,把古城墙和许多牌楼都拆了。梁思成教授多次呼吁不起作用,但他抗战时写一封信请美国不要轰炸日本古都奈良,却能起作用。现在为建高楼又在拆四合院,古城面貌不再,其诚可哀也!以中国之大,又如何不能保存好一个千年古都! 古都风貌的破坏是不可恢复,让全世界都感到惋惜。辉煌的经济社会扩展也使古都面目全非,不堪重负。和汉唐故都长安一样,北京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过度输入又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光城市垃圾处理就令人头痛,污水处理厂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城市空气质量极差,区域生态更遭到严重破坏。因北京用水太多周边地区就发生水荒,又导致周边环境沙漠化,现在北京每年春天都黄沙漫漫,朱镕基总理在任时就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沙尘暴而迁都。此论一出,又引出各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的热议,有专家指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不堪重负,迁都是早晚的事,无论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还是从战略安全考虑,迁都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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