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共两党“夏都”庐山脚下的九江是新都首选之地
武汉的区位优势近代以来是特别明显，但经百年发展，武汉自身也成为超大型都市，虽水资源无忧，但和北京一样也有其不堪重负之处，人口太多，工业过度发展，环境污染等。从世界各国迁都之例看，都是选择内地中小城市，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迁都也是促进落后地区开发的重要举措。
美国当年把首都由费城迁往十三州之外的内地华盛顿，就促进了西部开发。巴西也把首都从沿海的圣保罗迁往内地新城巴西利亚，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也都把首都从沿海大城市迁往内地小城。哈萨克斯坦甚至告别美丽边城阿拉木图，到中部旷野新建阿斯塔纳作为首都，巴基斯坦也是告别大城市拉瓦尔品第，择新地另建伊斯兰堡为新都。这些国家的迁都，都大大促进了落后内地的开发，促进了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前首都选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控制军事战略，现在则多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要兼顾地理资源、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把首都迁往中原内地，可以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于是有人提出武汉南北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信阳作为侯选城市，两个小城市都有其一定优势，但也有弱势，交通都仰给于武汉，区位优势并不明显。还有人提出河南南阳、洛阳，则不仅交通不便，水资源也成问题。依我看，武汉以东两百多公里长江边上的江西九江市最合适。九江众水汇集，江环九派，武汉所具备的优势她都俱有，武汉所负荷的超大规模等劣势，她都没有。其地襟江带湖，背倚庐山。庐山风景秀丽，国共两党都曾将其当作“夏都”，说明其早就具备首都的特质。
九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凡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战争，胜方都不能不掌控九江。赤壁之战这里是吴军统帅周瑜的总部，当时叫柴桑。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太平天国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在鄱阳湖决战，都在九江设司令部。 后来蒋介石搞所谓“剿匪”，也上庐山设指挥部，办了军官训练团。九江控扼长江中下游，湖口炮台阻断长江，辛亥革命时，炮台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曾阻断溯江西上镇压武汉革命军的清朝海军，又从九江发兵南下南昌，促使江西宣布独立。抗战时也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西进，保卫大武汉，成为战略重镇。朱元璋咏庐山诗写得最有神韵：
庐山竹影几千秋， 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明月滚金球。
路遥西北三千界， 势压东南百万州。
美景一时观不尽， 天缘有份再来游。
既描述了其美景，也点出了其战略地位，是“势压东南百万州”。
飞峙江边的庐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儒、佛、道三教都有遗迹。庐山是避暑圣地，在现代历史上其政治作为不可小觑。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常住于此，除八年抗战外几乎年年都上山公干，在庐山上共召开11次重要会议，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等各方面，使庐山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作为全国各方承认的最高统帅，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庐山传遍全中国。也是在庐山，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定，共产党军队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些都给庐山的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政大陆，并没有忘记庐山可为“夏都”。毛泽东曾在1959年、61年、70年夏天，三上庐山，住进“美庐”，主持中央会议。其中1959年夏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1970年夏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既深且剧。会上火药味很浓，“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共和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都在庐山裁了跟头。1961年夏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经济，也是重大国务。三次会议期间党政军大员齐集，国家的政治中枢当时就在庐山，说其为临时首都是一点也不夸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神速发展，江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沿海及周边省市还是有差距。江西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是弱势，因为在以政治权力调配资源的时代，江西往往很吃亏。历史上江西从未出现过政治权力中心，局部的区域性中心也不是，那怕是割据政权也没有谁选择在江西建都的，当然红色故都瑞金除外。江西地处楚头吴尾，政治上地位低造成其经济上的边缘化，虽然物华天宝，却成为多个政治权力中心抽取财物的地方。明清江西隶属于湖广总督，督署一直在武昌，江西巡抚总是矮一截。近代长毛之乱湘军崛起，为筹军饷曾国藩到处设卡收“厘金”，绝大部分都压在了江西身上，兴盛了好几百年的江右商帮自此被彻底压垮，于是乎肥了湖南损了江西。红色故都倒是先后设在瑞金和延安，却不是因其富而是因其穷，因其偏僻，穷则思变，山沟里才能出马列主义。
其实，江西经济社会实力被湖南超过，也就近百年间的事，京广铁路的贯通使西邻湖南、湖北占尽了风头。好不容易熬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投资兴建了大京九铁路，使江西不再偏僻。但不出十年，中央又投更多的巨资修筑粤汉高速铁路，湘鄂人流物流资金流更加富集，中部城市群隆起，江西又再一次被边缘化。江西得到中央的投资一贯就少，拿不出国家级大项目，为了安抚江西，乃把鄱阳湖区域治理纳入所谓“国家战略”。什么国家战略？不就是给点钱吗。那么洞庭湖、太湖区域治理，为什么就不可以纳入国家战略呢？江西向中央要钱找不到过硬项目，只好打“老区”牌，所谓老区就是落后，希望中央扶持。中央给了点钱扶贫，但鄱阳县一个腐败股长就卷走一个亿。
鄱阳湖区域如何治理呢？我很欣赏“留住青山绿水”的规划。但实际上为发展经济，各地都在疯狂招商引资，把沿海地区不要的污染企业引进来。我亲眼看见九江沿江有钢铁厂专用铁矿沙码头，九江在大力发展炼油石化产业，这样的高污染企业连北京都在往外赶，首钢已赶到唐山去了，九江为什么还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呢？鄱阳湖区域治理国家战略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与迁都九江长远构想结合起来，意义就非同凡响！是首都就不必搞工业化，九江如果成为第二个武汉，是福是祸，应该有个明智的判断。我认为九江周围百里内都不要搞大工业，大企业都建在瑞昌码头以西、德安以南。江西规划昌九工业走廊，应换成绿色走廊。既然首都南迁是早晚的事，留住青山绿水，迎接中华新首都的到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鄱阳湖区域国家战略。
迁都是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也并非一声令下就能走人，最高层尚无此动议。但富集一身不堪重负的北京若有所闪失，如地震、战争等不可预测的灾难，损失将难以承受。从国家长远发展国家安全等各方面考虑，十年二十年后首都南迁会成为事实，国外的相同案例是枚不胜举。迁都是谋发展谋长治久安，作为“老区”的江西若能迎来新首都，那将是最大的发展。艰苦的革命年代共产党创建的两大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正处于九江之南北，九江是南靠井冈山，北望大别山，迁都九江其实就是回到苏区，对推动落后的“老区”建设，推动全国平衡发展，会起到巨大作用。九江因京九铁路的开通，及其至合肥、至铜陵铁路的筑成，已成为新的交通枢纽，乃七省通衢。其东西两头是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东有南京、上海，西有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如果从武汉到南京修筑一条高铁相连接，这一线将穿过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长江流域居住着5亿多人口，以上海为龙头，重庆、成都为龙尾，九江正好居其中。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九江可以取代武汉而居于中国地理中心的地位，可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居中驭远，莫若九江”。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当政者现在就应很好地规划，“留住青山绿水”，少发展工业，把九江与庐山一体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建成能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准备迎接伟大首都的南迁。
（2011年9月17日在南昌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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