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他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3、534页。）
    1939年10月，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 、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做出了系统理论概括和总结。在此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年3月，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地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未参加这次会议。）上，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泽东—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于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讲话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是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七大”文件中就没有这样提。“七大”以后的1948年，吴玉章从设立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打电报向毛泽东请求，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且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回电说：“那样说法是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这一术语。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    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