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潮起珠江 缅怀习老》一文，文章认为，“正是靠着以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广东改革开放的开创者、先行者们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使近代以来屡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抓住了宝贵机遇，走在了时代潮头，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今天缅怀习仲勋同志的现实意义：“迈上新征程，广东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奋勇争先，在高质量发展的光明之路上阔步向前，迫切需要从改革开放之初那段如火的岁月中汲取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重温并激昂那份砥砺前行的初心使命。”

    其实，在此之前，就有文章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的所作所为，对于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意义。

    如吴勇加认为，“习仲勋代表省委率先向党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带领全省人民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注释1

    黄硕忠认为，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注释2

    习仲勋主政广东，开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注释3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其实，历史地考察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创办经济特区，开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成功实践，人们会发现，这和他早年参与领导和创建南梁根据地期间，所推出的“十大政策”等一系列举措，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只有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南梁那开放的集市、那粗糙的货币和那吸引外来商人的政策，才会真正理解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思路与内陆深处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边区以及陕甘宁边区，都有不可割断的联系。注释4

    从南梁到南粤，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试验田，一以贯之的，是那种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

    历史上，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先行先试，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推广的例子，史不绝书。最著名的，当属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所进行的改革。

    自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之前，王安石曾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官职，政绩卓著。

    “王安石变法”中的诸项新法，以及指导变法的革新思想，早在他任职地方官时便已初显端倪，尤其可追溯到他知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时。注释5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载：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煕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历史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和领导南梁革命根据地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为他40多年后，主政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先走一步”，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此意义上说，南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思想与实践的发源地，毫不为过。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改造“绿林”武装等斗争形式，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从1932年9月开始，刘志丹、习仲勋等又投身于创建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照金苏区陷落。照金根据地虽然仅存在了十个多月时间，但它直接威胁国民党陕西省的统治中心，扩大了革命影响，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之后，党派遣习仲勋、张策等来到南梁地区，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斗地主，闹翻身，建立基层农民组织和红色政权。

    1934年2月25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再次成立了根据地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部分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杨森、张邦英等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的工作计划，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各方面代表100多人。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马文瑞、惠子俊、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等领导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

    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计3000余人。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

    1935年6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其鼎盛时期，陕甘根据地东临黄河，西接庆环，北起长城，南至淳耀，东西500余公里，南北1000余公里，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人口逾100万，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瓦窑堡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将原来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划分为陕甘省、陕北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由西北办事处领导。原属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由陕甘省领导。同月，中共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朱理治任省委书记，王生玉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至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十大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到了十多公里路外的南梁堡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老庄窠组境内）。因此，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南梁政府”。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

    在寨子湾，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大力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结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等实际情况，颁布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习仲勋曾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将“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

    党史专家学者在对陕甘边区经济社会进行研究后，将“十大政策”概括为：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廉政政策、社会政策。

    “十大政策”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土地、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和各种社会政策等六个方面。

    今天的党史专家学者对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当时条件下制定的“十大政策”发出了由衷的惊讶和赞叹！很难想象，如此全面完整、系统周密、开放创新而又切合实际的根据地建设政策，就出自寨子湾窑洞的灯光里！

    在那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在寨子湾那简陋的窑洞里，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者的目光如此深邃，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完备进步，非常符合陕甘边区实际。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一把钥匙。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南梁根据地的实践。

    “十大政策”的实施，在陕甘边区取得了重大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保证了根据地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南梁地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及重要作用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实施粮食财政政策，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物质基础，也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

    实施机动灵活的军事政策，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提供军事保证。

    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达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目的，探索出了一套适合陕甘边区革命实际的统战工作模式。

    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摧毁了传统腐朽落后的文化，丰富了根据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开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是陕甘边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的重要组织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兴办集市、发行货币、搞活贸易、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的各种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南梁一带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新气象，接连国民党刊物也不能不感慨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注释6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今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坚持发展经济是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群众路线是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坚持开放搞活是推动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勇于探索创新是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建设清廉政府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

    “十大政策”之所以能赢得陕甘边区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最终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根本原因是刘志丹 、习仲勋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成功革命路子。注释7

    从南梁到南粤，开放搞活的思想一以贯之

    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根据地实施的开放搞活政策及显著成就，与时隔数十年后他领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一以贯之的方法思路和必然联系。

    正是陕甘边区的成功实践，使习仲勋形成了务实、开放、创新、亲民的工作风格；也正是党在陕甘边区乃至后来陕甘宁边区的成功执政实践，给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勇气和目标。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年底，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咬定青山不放松，带领省委班子，无畏无惧地开启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大幕，南粤大地率先奏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

    1978年，是结束十年动乱后的特殊年份，全国的形势是既喜悦又沉闷。4月，习仲勋来广东工作，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来乍到的习仲勋连续召集省委常委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此统一广东决策层的思想认识。

    时任省委机要秘书的琚立铭回忆说：“正是因为习仲勋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上任之初，摆在习仲勋面前的还有一项艰巨任务就是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调查了解情况后，除了积极落实老干部、知识分子、华侨等各方面的政策，还重点抓了 “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在主政广东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极大地调动了全省人民的积极性。而据习仲勋秘书张志功说，习仲勋自己的冤案即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和“彭、高、习反党集团”冤案，一直到1980年初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予以正式平反。

    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他还鼓励当地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去管它什么主义，有好的地方我们就要学。

    习仲勋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1979年1至5月，广东偷渡香港的问题达到历史高点，其中最严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的百分之60以上，逃港被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为此，习仲勋到当时的宝安县进行调研，发现一河之隔的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逃人员是去讨生活了。习仲勋认为，“这是我们长期‘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带来的恶果，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针对深圳的特殊情况，习仲勋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希望用这些办法尽快促使解决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正是这个要缩小内地和香港之间差距的为民谋利的想法，即搞“贸易加工”、创办“贸易加工区”的改革新思路，成为开创经济特区战略的先声。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志功回忆道，习仲勋不失时机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又明确提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习仲勋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注释8

    散会后，邓小平同习仲勋谈话，话题就是从陕甘宁边区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邓小平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注释9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在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同意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这一历史性的文件，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吹响了广东“先行一步”的进军号。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习仲勋于1979年9月21日在广东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如此说。

    显而易见，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搞活思路，可以追溯到深处内陆、穿越历史的陕甘边区。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贯穿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一条红线，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尚方宝剑”。如果追溯其根源，这和南梁根据地时期制定的“十大政策”精神一脉相承。

    据财联社报道，2019年2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经济数据，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同比增长百分之3。按照深圳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增长百分之7.6。按人民币比较，去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亿元左右，这是深圳市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注释 10

    深圳市在去年（2022年）之前，已经连续4年夺得工业总产值全国城市第一。去年（2022年）首夺工业增加值第一，斩获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双料冠军，才让外界惊觉，40多年前的小渔村，在工业经济方面竟然可以跟历史悠久的东方大都会上海相媲美了。注释 11

    深圳为何能够高歌猛进？不能不说，源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南梁”实践，以及施用于八十年代南粤大地的“特区”精神，才是深圳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深圳的实践，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在1987年所说的那句话：“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从国家级新区到自贸区，经济特区思想继续延伸

    从南梁到南粤，先从一个地方设立“特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逐步全面推广的思路，基本上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实践。

    国家级新区是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后，在新一轮开发开放与改革中设立的一种国家级大城市区，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

    国家级新区始于1992年，这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升格为国家级新区，此后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东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江西赣江新区等陆续成立。目前，有19个国家级新区。

    自2013年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挂牌，到目前新设新疆自贸试验区，已经是自贸试验区第七次扩容。经过七次扩容，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经有22个，覆盖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辐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家级新区和自贸区的设立过程，也是遵循了南梁和南粤开创的“经济特区”思想和“先行先试”的精神和路径，先“一枝独秀”，再“春光满园”！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直至今天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回溯当年习仲勋等领导人在南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特区”试验，他们通过积极探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从一点星光，到漫天灯火，照亮着这条前行的道路！

    注释1：吴勇加《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2013年10月12日，《深圳特区报》。
    注释2：《百年潮》2019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注释3：2021年4月7日 ，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注释4：《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主编：张桂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注释5：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王安石的知鄞三年》，2021年11月3日，澎湃新闻。
    注释6：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原载《政治旬刊》1935年 11月，现载《志丹书库·刘志丹卷》第1251页。
    注释7：《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十大政策”》，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主编：张桂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注释8：吴勇加《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2013年10月12日，《深圳特区报》。
    注释9：余玮《邓小平与中国经济特区》，《甘肃党史工作》，2008年第4期，第78页。
    注释11：秦新安《2023“十强工业城市”收官战：深圳有望卫冕，重庆反超上海，武汉挤掉东莞》，第一财经，202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