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他是从富平这块热土走出的中国优秀共产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的壮丽征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对富平这块热土充满了深沉厚重的眷恋，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山川草木，挂念着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1958年9月6日，时任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他一回到富平，就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工人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并结合我县实际和中央政策，在县城剧院向机关干部等1300多人作了关于促进富平县生产建设的专题报告。

    1961年，富平县农田受灾面积达70666.67公顷（几乎是全县可耕土地），粮食减产6000多万公斤，灾荒极为严重，缺粮46813户，占总农户百分之69.8，富平县群众纷纷上延安等地用土布衣物换粮度灾，累计21814人次，共背回粮食260495公斤，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饿肚子问题。当习仲勋得知家乡灾情后寝食难安，当即指示省政府调粮救济，及时帮助群众渡过了粮荒。

习仲勋与富平县同志合影（1958年9月）

    1962年初，习仲勋还把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富平县委负责同志接到家中，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后又致信富平县委，要求把返销粮（国家从农村征购来又销售到乡村中缺粮生产队和农户的粮食）问题当大事来抓，不能让群众又饿肚子。当年6月2日12时，富平出现了8级以上的干热风，正值小麦成熟季节，导致麦子大面积断穗、脱粒，损失严重。加上年初麦田遭遇霜冻、干旱灾害，受灾农田23906.67公顷，粮食减产344万公斤。还有秋粮也遭遇干旱以及冰雹灾害，受灾农田25233.33公顷，减产达951.5万公斤。导致全县人民生活极度困苦，部分人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幸有返销粮政策的大力支持，才缓解了群众燃眉之急。时至今日，老一辈富平群众还时常念叨着习仲勋对乡亲们的恩德。

习仲勋在陕西向农民了解小麦生产情况（1959年6月）

    1989年2月，习仲勋在西安接见富平县领导时，对家乡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期望。他还先后为《富平报》《纪念富平解放四十周年文史资料专辑》《中国共产党富平历史大事记》和立诚中学等7次题词，寄托了对家乡发展的殷切希望。习仲勋直至晚年仍时常牵挂着家乡的一山一水，每当听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他都感到无比地高兴和由衷地欣慰。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家乡人民的关怀，他的革命功绩和崇高风范，也深深铭刻在富平儿女心中。

    毛主席曾赞扬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也始终以“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己任。他曾提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敢要求“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敢断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他坚定地认为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是水乳交融高度一致的，也始终以炽热之心对待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

    抗战期间，习仲勋担任绥德地委书记，为解决物资短缺问题，他就多次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探求绥德地区农业发展的路子。实地走访后得出结论，绥德所辖6县自然条件非常差，不能和延安、陇东等地区一样，组织人力大规模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棉花产量，而是要提高绥德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组织劳动力来实现增产增收。同时，习仲勋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群众克服困难。他从自身做起，要求每名干部除帮助群众开展生产外，还要在一年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有效带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生活困难，更对培养机关干部艰苦奋斗的劳动观念起到重要作用，也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习仲勋为严格群众纪律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高自立写的信（1940年4月）

    处顺境不忘初心,遭逆境不失情怀，习仲勋同志服务群众始终矢志不渝。文革期间，习仲勋蒙冤受到迫害，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时间，后又在耐火材料厂“监护”八年之久。而在这期间，他生活虽然极为困苦，但仍关心着周围的工农群众。1965年，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挂职时，得知工人赵发劳家庭生活艰难，不但上门慰问，还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帮助，并鼓励他克服困难，努力工作，这些都使赵师傅一家人感到无比温暖。

    心底无私天地宽，习仲勋在洛阳期间，在那困苦的岁月里，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顽强意志，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理论，还深深关心着工农群众面临的种种困难。当时，他每月只有二百元生活费，却常常拿出钱来接济生活困难职工。有位职工母亲因病需要注射庆大霉素，但一时买不起。习仲勋知道后，便用自己的生活费托人把药买回来送给他。习仲勋关心职工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事令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至今难以忘怀。事情是这样的：那时习仲勋看到职工上下班乘公交车困难，便不顾自己的处境，挤上公共汽车到市委反映问题。在市委门前，当他向值班人员提出要见市委领导被推诿时，直言到：我是习仲勋，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就这样硬是见到了市委书记，说明情况，要求增加车辆，解决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由于他出面“为民请命”，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耐火材料厂职工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他为“倔老头”、“好老头”。

    习仲勋认为：解决群众性的问题，一定要群众赞成、满意，如果群众不赞成、不满意，那就不可能解决好。他到广东主政后，就在省直机关开展了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顿作风活动。要求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他自己也带头深入调查研究，在惠阳地区时，先后到过宝安、河源、龙川、惠东等七个县市。习仲勋虽身居要职，却一直认为和群众是平等的，绝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不搞排场，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用他的话说：“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习仲勋在广东省惠阳地区调查研究（1978年8月）

    习仲勋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什么情况下，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经常带头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1982年1月，习仲勋在云南先后到玉溪、红河、曲靖三个地州七个县市，深入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走村进户，先后和五十多位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当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想只要政策对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同时，对考察中发现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回到北京后，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肯定了云南省的工作，也指出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对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措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习仲勋在云南考察时与农民亲切交谈（1982年1月）

    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多年战斗和工作在西北地区，对革命老区怀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老延安，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他惦记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冷暖。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时，从一份材料上得知陕北老区有些地方的群众还吃不上小米时，不由为之动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1982年，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徐金山等同志到北京时，习仲勋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了他们。交谈中亲切地说，我很想知道陕北现在的情况，延安的农业、人民生活、生产责任制等情况到底怎么样？当得知延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两种形式时，习仲勋急切地问，这两种责任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徐金山回答说，实行这两种责任制后，群众有饭吃了，基本不讨饭、不吃返销粮了，还修了不少石窑洞。习仲勋还询问了延安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石油开发等情况，徐金山一一作了汇报。知道情况有所好转后，他非常高兴。同时，也提出了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意见。习仲勋说，陕北土层厚，潜力很大，我就不信搞不好。粮食非搞上去不行，山上要植树种草，水土就不流失了。延安的水也不少，有延河、洛河、葫芦河等，都可以抽灌浇地。毛羊、肉羊、奶羊都可以搞。我从报纸上看到我老家富平县奶山羊就发展得不错，还建了个大奶粉厂。富平县草地不多，是路边、渠边的草，延安养殖条件比富平好。责任制你们大家的认识怎么样？听说志丹县搞责任制你们不敢放手，要立即纠正！我还听绥德的同志说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撒手不管，实行包产到户后，县上、公社就认为没啥事了。那可不行，一定要去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陕北要搞植树造林，林业也要搞责任制，搞专业户，不靠科学不行，要依靠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研究种树种草，农林牧副渔都要发展。

习仲勋在农村调查研究时与青年交谈

    为群众服务，让百姓满意，更多体现在习仲勋对身边人的严格要求上。他绝不允许身边人打着他的旗号出去办事，也不允许因为他的原因，身边人享受特殊待遇。习仲勋对秘书要求更为严格，要求秘书具有坚强的党性、公正的品格、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更要有强烈的群众观念。为此，他要求秘书应该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平等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习仲勋的群众观念以及对待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追求和人民立场。他曾说过：“不管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这正是习仲勋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群众领袖的内在动力和信念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