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显示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早在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中,习仲勋当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只有21岁,被群众赞誉为“娃娃主席”。协同彭德怀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只有34岁,比彭小15岁,还是个热血青年。如此年轻即担当重任,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更说明习仲勋具有不俗的才干和能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通过转战陕北实践,彭德怀赞誉习仲勋为“我们党的好军师”,彰显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工作能力。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地贫民饥、经济落后、民生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习仲勋与贺龙一道完成中央机关及大量军队的粮食军需供应和后勤保障,当好“大总管”;同时他还要兼顾西北局和后方的土地改革工作和群众工作,考虑老百姓生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显示了习仲勋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习仲勋敏锐地发现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在小河会议上向中央指出土改中发生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并提出纠正的建议,显示出他有明辨是非能力及很高的政策水平。
第三,坚定的党性与可贵的人民性。习仲勋是从西北黄土地里成长起来党的军事政工干部。千锤百炼,百炼成钢。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曾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危急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勇担大任,本身就是党性坚定的表现。习仲勋坚定的党性和人民性,在指挥转战陕北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指挥作战中,胜不骄、败不馁,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担当精神,如前述在保卫延安序战的华西池作战中,由于指挥原因,虽然取胜、但自己也付出较大伤亡,打成一场消耗战。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对此战并没有提出批评,但身为一线指挥员之一的习仲勋当时及后来经常反思、总结教训。他当时和司令员张宗逊联名向中央写了作战检查报告,30多年后他仍然再次反思,对这次“消耗战”,“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这种勇敢担当、光明磊落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指挥转战陕北作战中,习仲勋和彭德怀坚定并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指挥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化险为夷,打了诸多胜仗、漂亮仗。习仲勋及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从战争学习战争。但从他留下的关于转战陕北记述中,更多的是记载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战争的内容,很少记载自己作用和功绩,更没有夸耀炫功。这种谦逊无私的精神同样难能可贵。
毛泽东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群众领袖”。他是群众的贴心人,始终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1946年美联社记者李敦白到延安来采访最深的印象之一,“是这位习书记和沿途老百姓亲密无间的关系。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他既惊奇又困惑,习书记“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转战陕北期间,习仲勋同彭德怀都认识到,“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我们胜利的根本”。正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
(来源:“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注释从略。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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