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

习仲勋

    刘志丹与习仲勋——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战友和兄弟般的情谊。而他们的家人和后代，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亲人般的纯真情谊。

    （一）

    刘志丹与习仲勋都是在二十年代先后参加革命的。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俩曾在一起在陕北带领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张光是刘志丹烈士的女婿。2001年6月12日的《陕西日报》，刊登了张光撰写的题为《刘志丹与习仲勋》的文章，介绍了刘志丹与习仲勋早年在一起的故事。

    刘志丹和习仲勋

    张光

    如兄如弟

    1928年，习仲勋在三原读中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只有15岁。当时他领导了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游行，被县政府逮捕，送入西安监狱。经知名人士担保，才放了出来。

    这年5月，国民党“围剿”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习仲勋在街上看到了国民党通缉刘志丹的布告（这时刘志丹叫刘景桂）。习仲勋两年前已知道这个名字，并知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还是西安中山军事学院的教官，很有名声。这次看到他被通缉，又在报上看到辱骂他的文章，他从字里行间透析出，刘志丹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是国民党不敢轻视的人物，使他产生了敬慕之意。

    后来他知道刘志丹已回到陕北，正在创建红军和根据地。1930年，习仲勋也离开富平，到甘肃两当县，受党指示到杨虎城骑兵三旅二团一营当兵，担任地下营委书记。1932年，习仲勋率领这个营起义，准备打到陕北，会合刘志丹。但中途被敌人打败，习仲勋突围到了耀县照金根据地。他在杨家坪村见到了刘志丹。

    习仲勋对刘志丹行了个鞠躬礼说：“我叫习仲勋。”刘志丹和他热烈握手，说：“我知道，你人小本领大。”习仲勋说：“搞起义失败了，有啥本领。”刘志丹说：“要说失败，我比你失败的次数多得多，不下10次，失败了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

    本来习仲勋认为刘志丹是大人物，又比他长10岁，有些敬畏，但一听刘志丹说话，感到无比亲切，好像是见了兄长。刘志丹又说：“年轻人，有理想，有冲劲，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但没经验，失败难免；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劲，总结失败教训，坚持干下去，就能胜利！”

    他们正说着，房东快一岁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向他俩走来，突然跌倒了，张嘴大哭。习仲勋要去扶他。刘志丹说：“不用扶，让他自己起来。”小家伙看没人扶他，只好自己爬起来，就这样又跌倒了几次，最后三步两步跨到了张开手臂的刘志丹怀中。他兴奋得哈哈大笑起来。刘志丹说：“这就是成功之路。”

    他俩还到农村作调查，刘志丹一见到老人就叫“大叔”，问他们“粮食够吃不？”“对干部有啥意见？”有一位老人说：“清家（清朝）不好，民国了，粮款重，还不如清家。你们要搞得比他们都好才行，这样老百姓才会高兴。”刘志丹说：“我们一定把你的话牢记在心。”

    真知灼见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工人或贫雇农做党政的主要领导，照金根据地革命政府由一位雇农任主席，习仲勋是副主席。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他没文化，但忠实朴素，干事认真，只要我们大家支持，他把工作一定会做好。”习仲勋处处支持他，他们又团结全体同志，在根据地实行了土改、民主选举、建立了村政权，成立了游击队，还建立了医院、被服厂、修枪所等。这位雇农主席，也学会了一身本领。当敌人来犯时，他们还打了胜仗，消灭敌人300多人。这位雇农主席说：“革命是干出来的，人是炼出来的。”感谢刘志丹、习仲勋对他的帮助。刘志丹又出发去打仗了，他把自己的警卫队留下来，对习仲勋说：“发展照金游击队，他们就是骨干。”

    1932年末，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批判刘志丹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不懂马列”、“右倾机会主义”，撤了他的职。命令红军北上，打通去苏联的道路。刘志丹劝他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要犯急性病……他反骂刘志丹是“老右倾，没有讲话的资格”。硬是蛮干，结果失败。习仲勋劝杜衡说：“志丹同志稳扎稳打，才有今天的局面，他懂政治，又懂军事，他又有经验，你应该多听他的意见。”杜衡骂他“黄毛小子，懂个屁，山沟里还能出马列主义？”1933年5月，他又提出放弃照金根据地，部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又劝他不可莽撞，他哪能听得进，下令必须南下。结果我军一到蓝田，就被国民党大军团团围住，没几天全军覆没。习仲勋按刘志丹的指示，仍留在照金，坚持保卫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但仍坚持指挥，直到胜利。

    刘志丹作为南下部队的一员，没有指挥权，眼看着部队失败，十分痛心，幸好他和王世泰等同志于这年10月突围到了照金。习仲勋带着伤痛，赶来看望他们，他看着刘志丹深陷的眼窝，瘦弱的身体，流出了满眶热泪，说：“回来了就好了，好了。”接着气愤地说：“杜衡根本没安好心。”部队失败后，杜衡被捕，投降了敌人。刘志丹说：“搞极端的人，会从一个极端马上跑到另一个极端，这就是那些极端个人主义专权者的表现。”

    此后，习仲勋向根据地的干部讲话或开会讨论时，常说：“志丹同志读马列主义的书很多，又有实际经验，看看这些年，他在建党、建军、建政方面，战略策略方面，都是很正确的。打仗更不用说，是内行。他又能听进不同意见，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大革命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时，发展了许多党团员，把黄龙山的山大王也吸收过来了。他很重视知识分子，也团结白区的商人，叫他们来根据地做生意……这就是因为他有政治家的眼光，问题看得远。”习仲勋长期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我能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志丹同志对我的教导。”

    朴实无华

    1934年，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习仲勋是陕甘边区政府主席，刘志丹是边区党的军委书记、政府军委主席。一次刘志丹正给军政学校人员讲话，习仲勋来了，刘志丹马上叫了一声“立正，敬礼”的口令，这一下把习仲勋搞得不知所措。过后刘志丹对他说：“我们的军队要尊重政府，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在陕北大家一般都把刘志丹叫“老刘”，很少称职务。一次一个新兵娃娃见了刘志丹也叫“老刘”，习仲勋当面批评说：“老刘也是你叫的？”刘志丹说：“这样叫很亲切。”一次刘志丹老家一个人，一见面就喊刘志丹的小名——来生，刘志丹一听高兴地说：“几十年都没听人叫我这个名字了，叫我一下回到了童年。”一次他家门中一个年龄比他小十几岁、但大一辈的青年来参加红军，刘志丹一见就喊：“三叔，你来参加红军，是咱刘家又一个光荣。”习仲勋在一旁哈哈笑起来，刘志丹说：“军有军纪，家有家规。”

    这年国民党抄了刘志丹的家，刘志丹的父母及妻女逃入深山。习仲勋知道后，马上派人秘密寻访，把他们接到根据地来。从此习仲勋又和刘志丹夫人田桂荣建立了革命情谊。习仲勋一见就叫“刘嫂子”，刘志丹对田桂荣说：“你又多了个弟弟。”习仲勋见了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秀才，就叫“干大”（义父的意思）。那时候缺布，冬天刘志丹、习仲勋穿的旧棉衣很单薄，田桂荣马上用带来的布给他们各人做了一件新棉衣，还找了一块木板压住新棉衣，她坐在上面压。刘志丹见了说：“能穿就行了，还压什么。”田桂荣说：“我把仲勋的棉衣向平的压一压，他是漂亮小伙子，要穿得平整些才好，又不是给你压的。”刘志丹笑着说：“好，好，好。”

    1935年，“左”倾分子把刘志丹和习仲勋关进监狱，并大搞逼供信，但他们都很坚强。“左”倾分子要习仲勋提供刘志丹是敌人的口供，习仲勋大义凛然地说：“你们给刘志丹捏造罪名，你们还有人性吗！”他们被中央救出狱后，都无怨言，又一心扑在工作上。刘志丹任北路军总指挥、二十八军军长，东渡黄河抗日，习仲勋到关中特委任书记。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牺牲，噩耗传来，习仲勋手中的铅笔落到地上，泪如泉涌。半天才说：“太可惜，太可惜，我们少了一位人之楷模、国家栋梁。”

    （原载《陕西日报》2001年6月12日第二版）

1998年，刘力贞（前右）、张光（前左）在深圳看望习仲勋时留影。

    200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90周年。这一年的10月24日，张光与夫人刘力贞（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

    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刘力贞、张光

    今年十月十五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因我父亲刘志丹、母亲同桂荣和他是战友，我们称他叔叔，一直有亲近的往来。现就我们感触最深的几件事写出来，作为纪念。

    唯实求真

    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左”得出奇，订成份扩大化，凡订成地主富农成份的，分了土地和浮财，还要拷“底财”（埋在地下的银元等）。冬天，把地富一家老小，脱去上衣，用蘸了水冻硬的绳鞭打，叫他们招供“底财”埋在哪？那场面不忍目睹。但这歪风也要推广到陕甘宁边区来，要斗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安文钦；还说志丹县有“四大家族”，即老革命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家是大地主，要清算。其实这四家最大的不过是富农，被国民党抄了家。1934年土地也分了，已过去了十二年。按土地法，五年以后，就可不算地富成份了。但“左”风一来，这些统统不管了，“斗”风狂起。习仲勋同志当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了解情况后，顶住歪风，向毛主席写报告，提出进行土改要分老区、半老区、新区，按不同情况订出具体政策，不能乱斗，也不能拷“底财”。毛主席看后批示：“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的各项意见。”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了“左”的胡闹。山西纠正“左”后，群众说：“你们那边（指陕北）人有福，少受多少折腾。”

    解放以后，关中土改时，习仲勋同志经过调查，在一次会议上说：“关中地富占不到农户的百分之八，不要硬套总的政策，要实事求是，有多少是多少，不能扩大斗争面。”土改结果地富只占百分之四，其中地主不到百分之二。因为未乱斗乱打，穷人分到了土地，各界也高兴，社会平稳，是一大胜利。

    1964年，“社教”开始，突然提出“陕西是和平土改，习仲勋保护地富，民主革命不彻底。”又来了一次划成份，划到百分之八还不止，有的地方划到了百分之十五六。长安县的地富一下比原土改时增加了一百六十倍。因成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达645人，真是荒谬到了极点。闹得社会不安，人心慌慌。“文革”后，不得不来一个大平反，但已造成农村元气大伤，可见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实事求是制定政策的。

    这里我们还想到一件事，1947年在陕北要再搞土改时，画家石鲁同志提出：“老区土改已过了十二年，现在又要土改，什么人有这个要求，是‘二流子’（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好吃懒做，自己分到土地，不好好劳动，又穷了，现在想趁机‘打富济贫’，抢别人的劳动果实。这些人虽穷，是流氓无产阶级，不能依靠。”在左的风声下，有人批评他反对土改，是个立场问题。石鲁不服，要斗他，习仲勋同志知道后说：“石鲁同志的看法，完全符合实际，这是实事求是。”表扬了他。

    这使我们又想起习仲勋同志在解放后土改中讲的一段话：“不要以为左比右好，要是乱斗乱打，我看右就比左好，右，无非是地富成份订少了，或订慢了，我们可以纠正。左了，把好人划成了敌人，甚至逼死人，损失就大了。当然不左不右最好。这就要实事求是。现在政权在我们手里，只要搞好调查研究，能听取不同意见，就能制定出正确政策。”

    群众的知心人

    习仲勋同志二十一岁时，就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年轻，但办事老练，有板有眼。政府有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等部门，还有监察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者，都比他年长好几岁，因他谦虚问政，因而能团结一致。还出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发行了边币，办了学校。制订的各项政策都受到群众欢迎。这也和他爱学习，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有很大关系。他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他就背起送到医疗所。因此他能了解群众的心声，而且他记性很好，和人见一面就能记下，许多人说，和他见一次，过多年再见，他还能叫出名字，可见他对人很敬重。解放战争中，《群众日报》记者汤洛在游击队采访，多次出入敌穴，写了出色的报道，他就记下了这个名字，给秘书说，汤洛回来要见他。有个记者写前线我军和敌人搏斗场面，写得血肉横飞，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写得太恐怖了，效果不好。”这个记者认为在大会上批评了他，很不高兴。习仲勋同志知道后，马上就找他谈话，承认在讲话中是无意提到这件事。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位记者很感动，说他太爱面子了。1947年底，有一批记者要到前线和各地去，请他指示，他谈了国内外形势，当前政策后说：“你们下去，听到群众对西北局、边区政府，对我本人有意见的话，一定要写回来。”

    1958年，他从北京来陕西视察，走了东边几个县，预先打招呼，在各地只吃地方小吃，不请客。在渭南吃了时晨包子，在大荔吃的是臊子面，在蒲城吃的是，在富平吃的是油饼，在三原吃的是烙馍片、稀饭。他说这些饭最合他的口味。

    一路上，他和陪同他的省长赵寿山，省委宣传部长赵守一有说有笑，对一些工作说了他的意见。如对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他说先搭个架子可以，工作得一步一步来。看见有人给土车上装了自行车轮子，说这是“轴承化”。他说：“千万不要搞形式主义”。他看一些机关单位厕所很脏，说：“厕所可包给生产队，叫他们把粪拉去上地，也把厕所打扫干净，一举两得。”见到了下放干部，他说：“你们下放劳动，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农村和农民；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这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回到西安，他对赵守一同志说：“千万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官僚主义，要保持革命年代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才能为群众谋福利，让群众过上好生活，群众的生活不能改善，那我们就不是胜利者。”

    （原载《陕西日报》2003年10月24日第二版）

    （二）

    张光最早认识习仲勋，是在1947年冬季他刚当记者的时候。1995年3月25日，张光在《陕西日报》第五版发表的《初当记者》的文章中，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稿中说：1947年冬，我正在绥德县枣林坪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天工作队队长告诉我，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来了调令，我一看上面写着调我回报社工作。我说：“我不是报社的人，为啥是调回？另外我走了，我们那个乡就没人了（我还是组长）。”他说：“你是延安大学新闻班的，就是给报社培养的人；你看调得急，明天就走人，那个乡我另派人去。”那时国民党军队还占领着延安，边区群众报社从这年3月撤出延安，转战8个月，驻到了绥德县义合区霍家坪村。我背上行李赶到了报社，见到副总编辑林朗同志，他说：“我看过你写的稿子，但还得考一下，你写一篇你们土改工作中问题的报告，明天交我。”他看了我的稿子，就叫我到即将去前方的记者组参加学习。我们这个组除学习文件外，由林朗同志带领去见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同志一见我们，就拿出前线同志送给他们的纸烟让我们吸，他说：“这是缴来的战利品。”亲切地向我们谈了中央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张光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报社工作中，经常接触习老，采访中有许多故事令人难以忘怀。1948年在延安时，张光写过一篇《王德妥的转变》的人物特写，说的是延安一个名叫王德妥的村长工作认真、办事公道，但作风粗暴，还打过群众耳光。延安收复后整党，老百姓反映到县上，王德妥接受批评，转变作风的故事。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看后，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表扬了这篇报道，说：“我们就是要教育基层干部，学习和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懂得权是人民给的，不能用来作威作福，学会以理服人，否则就脱离群众了。”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有一次《群众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一句说“彭德怀同志和习仲勋同志是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政策的模范”，张光拿着稿子去找领导审定，习仲勋同志拿笔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又去让彭德怀同志审定，彭总说：“我算什么模范”，把自己的名字也圈掉了。报纸登出来的稿子没有他俩的名字。

    张光说，习仲勋同志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非常谨慎稳妥。张治中先生解放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在会议上讲话讲到蒋介石时，习惯性地称“蒋先生”。报纸不敢登，去找习仲勋，习说“不要改，照发。”陕北农民吴满有曾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我军撤出延安后，吴满有被蒋军俘去，被敌人威逼说了一些不好的话。解放后，吴满有被从南京接到西安，战前曾去吴满有家里采访过他的张光这时去看望吴满有，吴心事重重地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哭。习仲勋听说后指示淡化处理，“让他回去就是了。”吴满有回到家乡直到去世，没有受到过分追究。

    1953年暑假后，当时还在西安工作的张光请假去沈阳，和正在东北上学的刘力贞定下她毕业后就结婚的约定。刘力贞向妈妈同桂荣报告了她与张光谈恋爱的事，并坦白他俩早在延安大学时就认识，从那时就有了那个意思，至今快有7年了。同桂荣妈妈很快专程前往西安去见了习仲勋，打听张光的为人。习仲勋说：“张光嘛，王志温的儿子，是个好娃！”同妈妈回到东北后，对刘力贞说：“你和张光年龄也不小了，我给你习叔叔说一下，把张光调过来你们就完婚吧！”于是张光向组织提出了工作调动申请。1953年12月，他离开了大西北，调到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工作。

    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报纸上曾出现过一天超过二十年的口号。张光也被激动了，他到长安县曲江公社采访后，写了一篇“高调门”的稿子。1958年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来陕西考察，张光跟随采访过一个星期。习仲勋说：“人民公社撑起工农商学兵的架子好，但要逐步充实，慢慢来。”他突然转过头来对张光说：“你在《曲江池畅想曲》这篇稿子里，写下‘经过大跃进后，曲江农村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人可以坐汽车，去远处去可以坐飞机’，现在能做到吗？”张光顿时感到说了大话，非常羞愧。1959年5月19日，《陕西日报》刊登了张光以“王文刀”笔名撰写的一篇杂文，题目是《留有余地》，后来在特殊年代受到了批判，说是对“大跃进”不满。张光说，若干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是正确的，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与习仲勋同志对他的批评和提醒有关系。

1980年代，张光（右）在广东看望习仲勋叔叔时合影。

    1982年，张光同志了解到省政府有关部门拆毁明秦王府（俗称“皇城”）北墙的信息后，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开批评。由于有省上某领导撑腰，破坏文物的行为不但未停下来，反而调动铲土车连夜施工。张光情急之中直接给一贯重视文物工作、关心西安古城墙保护工作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打电话，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国务院派调查组来到陕西，查处和叫停了这起政府机关破坏文物的事件。

    1985年3月25日是《陕西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作为陕西日报总编辑，张光给当年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打了电话，希望老领导能给陕西日报社庆写点东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欣然答应，写好了纪念文章寄回西安。这篇文章首先刊登在陕西日报庆祝建社四十五周年纪念册上。接着刊登在1986年的《新闻知识》杂志上。文章全文如下：

    进一步搞好报纸宣传——纪念《陕西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

    习仲勋

    欣闻《陕西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陕西日报》的前身是《边区群众报》，后改名《群众日报》，我一直是个热心的读者。建国后，我调到北京工作，报纸又改名为《陕西日报》，看的就少了。在延安时期，人民群众十分喜欢《边区群众报》，说它是“咱们的报纸”。报纸来了，大家都抢着看，看新闻，看政策，看经验，学知识，还利用副刊活跃文化生活。那时群众报能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给群众，也能把群众的呼声反映上来。我和群众报社的许多同志很熟悉，他们在下边听到群众的要求，就给我反映。我也常请他们到西北局来，对一些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

    群众报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说的都是真话，都是群众的心里话。不管什么事，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夸大，不缩小。看报就像是互相谈心。这也和报社同志踏实的工作作风分不开。那时记者背着铺盖下乡，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很了解他们的心声。记者写下稿子念给他们听，叫他们评论写的对不对，问他们能不能听懂。当时，报纸不仅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还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报纸宣传的任务更重了，要刊登大量新闻，要宣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要迅速传播信息，要探讨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要给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新鲜知识，要为活跃商品经济服务，要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文化娱乐服务。报纸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引人入胜的形式进行宣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自觉地为“四化”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在纪念新华社五十周年大会上说过，为了适应新形势，我们的新闻要改革。我当时讲了五点：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新强。现在形势又有发展，又提出了新的任务，新闻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真、短、快、活、强”这五个字，要在可读、可信、可亲方面多下功夫。绝不能搞“假、大、空”，不能搞一哄而起、到处刮风那一套，也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

    《陕西日报》这几年作了许多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希望认真总结一下四十五年来的办报经验，发扬优点，去掉缺点，把《陕西日报》办成陕西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最后，我向四十五年来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和广大通讯员同志，表示诚挚的问候。希望同志们在新时期报纸宣传工作中齐心协力，勤奋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新闻知识》杂志1986年第12期。）

    （三）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后来又受到残酷迫害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张光也因《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影响，遭到残酷迫害，被迫逃亡大半年。直到1978年底才得到平反。

1988年，张光（中）在北京看望习仲勋（右）、齐心（左）夫妇时合影。

    （四）

    习仲勋同志和夫人齐心与刘志丹烈士的夫人同桂荣，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75年6月13日，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给亲爱的刘嫂子（刘志丹烈士的夫人同桂荣）写信，表示问候。1999年5月4日，刘志丹同志的夫人、老红军、陕西省政协委员、离休老干部同桂荣同志，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同桂荣老人去世后，刘志丹生前战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1999年5月7日发了唁电。唁电中说：

    “刘力贞、张光同志：

    惊悉我们敬爱的嫂子同桂荣同志不幸辞世，我和齐心及全家感到万分悲痛。刘嫂子跟随志丹同志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尽千辛万苦，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志丹同志是我的革命导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与志丹同志和刘嫂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志丹同志牺牲后，刘嫂子遵照志丹同志的遗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大量工作。他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她的逝世使我们丧失了一位可敬可爱的革命老人。我们因在外地，无法亲赴吊唁，特致电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请节哀保重。

    桂荣同志安息吧！

    习仲勋  齐心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

1987年，习仲勋（右）在西安看望刘嫂子（刘志丹烈士的夫人同桂荣）。

1999年，刘力贞（中）、张光（右一）前往深圳看望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同志住到深圳后，刘力贞、张光夫妇多次前往深圳拜望习叔叔和齐心阿姨。2014年11月3日14时56分，刘志丹同志的女儿、张光的夫人刘力贞，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11月3日，张光致电习近平，报告了哀讯。习远平受母亲齐心委托，专程前往西安，参加了刘力贞同志的悼念仪式。2014年11月8日,《陕西日报》第三版刊发了习远平同志的文章《两代人的革命情怀——深切纪念刘力贞大姐》。全文如下：

    两代人的革命情怀——深切纪念刘力贞大姐

    习远平

    今年7月，听说志丹伯伯的女儿刘力贞大姐身体不好，我专程与爱人张澜澜一起到西安看望刘力贞大姐和姐夫张光。没有想到，此时一见，竟成永别，她终因病情恶化，于11月3日逝世。我和我的家人为她的逝世，深感痛心，母亲委托我看望大姐的家人，并参加告别仪式。

    力贞大姐是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和我的父亲习仲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创建红军，开创了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最终统一为西北根据地。我父亲当时只有17岁，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我父亲也从“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在志丹伯伯支持下，我父亲又从照金返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他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尝试在渭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残酷的斗争实践告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1933年初，父亲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刘志丹等领导红军主力红26军第2团经常在外线作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我父亲来到照金后，一方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整顿，一方面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很快在照金一带打开新的局面，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933年6月，由于红26军政委杜衡执行极“左”路线，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生死不明。这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与红26军政委杜衡相继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加紧了对陕甘边红军的中心——照金的进攻，8月上旬，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耀县游击队和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撤退到照金苏区，陷于敌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的习仲勋与特委书记秦武山等同志主持，在照金的陈家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4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各路游击队，推举王泰吉任总指挥。并经习仲勋提议，为率部南下尚未归来的刘志丹保留了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职务。

    半个世纪后，我父亲曾经撰文回忆陈家坡会议：“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中共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我父亲先后参与了领导创建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34年2月，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中共红42师党委在华池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边区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和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建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陕甘边根据地从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管辖着华池、赤安、庆北等陕甘边区的18个县域。

    我父亲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志丹伯伯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在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

    革命前辈们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走群众路线，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贯穿着我父亲的一生。1978年，父亲在历经16年磨难后重新出来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广东，他根据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率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小平同志赞许地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他鼓励我父亲“杀出一条血路”。我父亲充分认识到改革充满艰辛，必须拿出当年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那么一股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开创新的局面。我的父亲一生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个就是在广东领导创建经济特区。

    当年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辈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地区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在当年的陕甘边区，我父亲和志丹伯伯把走群众路线当作每个干部的行动准则，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蔡子伟伯伯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我父亲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我父亲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1岁，当时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的刘志丹伯伯比我父亲年长十岁。有一次，志丹伯伯带领红军学校的指战员正在操练，见到我父亲来了，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列队迎接，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并报告部队的情况。我父亲当时感到惊讶，也有些不好意思，而志丹伯伯却认真地说，你是边区人民选出的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政府，我们都应该尊重，军队更应该带头。每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公告，他也总是让我父亲把名字署在前边，这些生动的故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早已传为佳话。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西北根据地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遭遇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陕甘边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关押。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挥员才免遭杀害。为此，志丹伯伯和我父亲都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由衷地拥护和感激。志丹伯伯率部东征时，父亲见了志丹伯伯最后一面，他留给我父亲的最后叮咛就是“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告诉同志们，一切听中央的”。

    志丹伯伯牺牲的噩耗传来时，父亲正在环县工作，当时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父亲在几十年后还难以忘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周恩来为刘志丹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我父亲生前十分怀念刘志丹伯伯，多次写文章纪念这位革命的引路人。他的优秀品格给我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志丹伯伯牺牲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和志丹伯伯一家人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友谊经受了岁月和风雨的考验，历久弥坚。

    力贞大姐对我们深情地回忆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他们的老家，还杀死了他们家的几名亲属，是我父亲专门派人把他们一家人都接到南梁。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红军之一，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她“刘嫂子”，我们晚辈则称她为“刘妈妈”。刘妈妈对红军战士十分关爱，亲自带着边区的妇女们为红军战士做干粮、缝军服做军被。在给我父亲做棉袄时，刘妈妈不要别人代劳，亲自动手，针线活做得特别仔细。为了让棉袄平整好看，做好后还压上一块青石板，怕分量不够，刘妈妈就自己坐在上边。她对志丹伯伯说：“仲勋年轻，人长得漂亮，所以要穿得好看些。”

    父亲与刘志丹伯伯他们那一代人的战斗友情是用鲜血凝成的，他们在政治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关心，战斗中互相激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在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中，父亲率领陕甘边游击队和群众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们砍下树梢，拖在骡马尾巴上在山上山下来回奔跑，用各种“迷魂阵”把马家军的一个师整整拖了一个月。恼羞成怒的敌人到处张贴告示，悬赏2000块大洋和两匹马要捉住习仲勋。在一次战斗中，我父亲陷入马家军骑兵的包围，他随手牵过一匹白色战马率部突围，敌人的骑兵则在后边穷追不舍。讲这段故事时，我父亲还握起拳头用手指关节给我们示意说，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他骑马上山，敌人就跟着上山，他冲下山谷，敌人也追下山谷。马家军的骑兵十分剽悍，在战马的鼻孔里插上葱段，一方面剌激战马不停地狂奔，另一方面也保护马肺不受伤害。为了摆脱敌人的狂追，父亲身上被梢林刮得伤痕累累，双脚也被马镫子磨出了血洞，当我父亲杀出重围，与志丹伯伯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时，志丹伯伯激动地上前与我父亲紧紧拥抱，他抚摸着被我父亲身上的鲜血和鞭痕染成红色的战马，感慨地说，真是一匹英勇救主的白龙马呀！

    我的父亲母亲都曾在陕甘边区这块热土上生活过、战斗过。他们一直热爱着陕甘边这块热土，惦念着这里的父老乡亲。2000年6月，我父亲曾委托我母亲带着我和桥姐，专程来陕甘边看望和慰问这里的父老乡亲们，专程到刘志丹陵园拜谒，重温当年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力贞大姐一生甘守清贫，生活俭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中午吃不完的饭菜舍不得倒掉，用碗罩罩起来，晚餐继续吃，这与我30多年前去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路过刘妈妈家看见的情形是一样的。力贞大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和人民，勤恳工作。她心底无私，立党为公，顾全大局，完全是志丹伯伯的遗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