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叔叔诞辰108周年。谨以此文怀念他在马栏的战斗岁月，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和父辈们的珍贵友谊。

    01

    1926年春，不到13岁习叔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成为该校为数不多的公费学生之一, 习叔叔少年有志、勇敢无畏，入学不久即加入了立诚青年社，随后加入了共青团，是当时学校年龄最小的团员和党团组织骨干分子。在立诚学校，大伯白振江烈士、父亲白充江（后因革命需要，改名白浪滔、王恒治）和习叔叔三人一见如故，在时任富平党团负责人严木三老师的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由此开启了他们三人贯穿一生的革命情谊。

富平县立诚学校藏书楼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他们和习叔叔一起闹革命的故事。习叔叔自幼文笔出众，时任学生会会长的大伯那时候称他为小诸葛，在校期间，为了唤醒更多民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习叔叔和大伯等人组织学生在学校编排了《北伐》等许多特色话报剧，由文笔好的习叔叔撰写小剧本，并走向街头进行表演，他们还联合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共同发起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的运动，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学生和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面对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时，大伯、习叔叔慷慨而作“赤血流成平等路，白骨筑成自由花。”以筑就一个新社会成为他们践行革命的励志铭。

    当时，严木三老师在富平县城北门王家巷的老宅是学校召开党团组织会议的一个站点，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习叔叔、大伯、父亲及胡景铎、宋文梅、董子平等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有组织地到庄里北边的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等地向农民宣传演讲，传播革命思想，号召农民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一次，他们组织了100多名进步学生发动农民集会，对庄里镇经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张积德进行批斗，并举行游行示威。习叔叔和大伯等人带领部分学生和农民刘维汉等人砸碎了张积德家大门上的金字匾，帮助受害农民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农运就是这样一点点组织起来并发展壮大的，在富平就有一万多农民参与“五抗”和罢耕“交农”斗争。这些在学生时代充满昂扬青春的经历在父亲老年时期仍向我们后代不断提及。

    后来，由于富平党团组织暴露，严木三老师被校方提前解聘，被迫离校，习叔叔、董子平等学生随严木三老师去别的学校继续上学，大伯、父亲等被党组织派往渭北地区开展农运、兵变工作，虽然他们后来奔赴不同地方开展革命，但革命的目的都是殊途同归。习叔叔后来组织了两当兵变，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先后在照金、南梁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父亲白充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家乡临潼担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来习叔叔担任关中分委书记后，就专门把斗争经验丰富的父亲调到马栏工作，一起并肩战斗。而大伯于1929年通过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冷少农这条隐蔽战线派下去，在湖北阳新、大冶领导策反我爷爷生前担任过训练教官的胡景翼旧部兵变时，壮烈牺牲。该兵变1930年被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为“模范式兵变”，并向全国推广。

    02

    旬邑马栏，是习叔叔和我的父母亲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有他们青春革命的奋斗足迹，有对老区人民不舍的情怀。晚年的习叔叔在回顾他的革命生涯时曾动情地对人说：“旬邑是我的第二故乡”。

马栏革命纪念馆

    习叔叔是关中特区的缔造者，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对党忠诚、敢闯敢试是习叔叔毕生的信念和追求。他一生“两次创建特区”“两次为党把守南大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9月，经中央安排，习叔叔肩负使命二下关中，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他深知关中地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战略地位重要，中央对他委以重任的良苦用心，到关中特区后迅速开展工作，在旬邑七界石组织召开会议，大刀阔斧进行了整顿改革，作出了整顿各县武装、扩大游击队、进行统战工作、整顿党组织、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等决策部署。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关中特区党组织不断恢复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1937年春，李维汉检查关中后，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赞誉了习叔叔主政的关中特区。李维汉在报告中说：“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

习叔叔在马家堡与关中特区干部合影

    关中特区是习叔叔一手创建的第一个特区，后来改称关中分区，从1936年到1942年，他先后在这里主政长达6年时间，这6年时间，他倾注了全部心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37年和1941年，习叔叔先后在这里开展了两次普选，他根据边区群众文化落后，居住分散等实际，采用了背站投豆、烧香点洞、流动票箱等许多方便群众的办法，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思想。有许多地方在选举之日，男女老幼齐出动，积极参加选举投票，边区广大妇女也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穿上新装，成群结伴，像过节一样出来参加选举，在分区有些地方，投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习叔叔调离关中后，关中分区的民主氛围已经蔚然成风，到1945年8月的第三次民主普选中，我的父亲王恒治(白充江、白浪滔）被民选为马栏市市长。当时的《关中报》记录了整个选举过程，他很荣幸地成为我党历史上首位被民选的市长，和时任马栏区委书记的习仲恺叔叔一起合作共事，治理马栏，建设马栏。在习仲勋叔叔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呈现出政治开明、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景象，被誉为边区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样板。而习叔叔也经过关中分区的历练，使他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为他后来主政广东，在深圳小渔村“杀出一条血路”，创建深圳特区积累了执政经验。

《关中报》对王恒治当选马栏市长的报道

    习叔叔是党的群众领袖，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他常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只要是为群众好的，都可以大胆去做去尝试，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在马栏，习叔叔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他走遍了旬邑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同旬邑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从而真正成长为一名党的群众领袖。他对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无论大事小事，都十分关心，经常告诫党的干部战士“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旬邑马家堡一位群众生娃时难产，情况危急，他得知后，即派警卫员帮忙请来大夫，买了药品，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在旬邑阳坡头，检查边防工作返回途中，路遇一崴了脚的老农，他易马换担，让老农骑自己的马，自己担着老农的担子直到回到机关驻地。关中分区在大生产的时候，分区机关开办农场没有农具和耕牛，习仲勋给群众朋友写信借用，群众不仅提供了农具，就连玉米、豆子、洋芋种子都无偿提供，还说：“只要是仲勋说的，我们一定要帮。”

马家堡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在旬邑期间，习叔叔认穷苦农民的子女李芳婵、马白狗为干女儿、干娃，和旬邑的张治平、张清益、李树桢、姚春桂、张廷富等人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亲自出席分区战士穆广元父亲三周年“点主”仪式，主持审理职田青村群众姚宪章和姚宗弟的“一棵树”官司，还时常带领马家堡的社火队到旬邑县城表演，曾登上马栏的大礼堂给群众唱秦腔戏，解放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他仍非常喜欢穿旬邑的布鞋……习叔叔已全身心将自己融入这片他热爱的土地，把勤劳敦厚的旬邑人民当成骨肉兄弟来看待，旬邑这片土地和旬邑人民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情感依托。1942年底，在习叔叔调离关中分区时，党组织在鉴定中给予他“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的高度评价，毛主席也曾高度评价他“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叔叔用一生实践书写“群众路线”四个大字，至今仍然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习叔叔是党中央的坚定支持者，马栏红色抗日堡垒的建设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习叔叔在马栏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父母时常对我说：“西北局对党和国家作的三大贡献，一是交公粮最多；二是在建国后考虑到国家困难，干部定工资级别时全国最低；三是工作作风最好”。回想起他们在马栏的革命生活，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条件艰苦，开荒种地都是习叔叔他们党员干部带头，带领党政军民学，向荒山开战，习叔叔坚持每天和普通干部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在他的领导下，至1942年，关中各级机关开荒1987亩，粮食增产433石，部队开荒1.2万亩，粮食增产3300石，到1944年，分区军民共开荒36.28万亩，分区出现了“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的丰收景象，不仅基本实现粮食自给，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还部分保障了党中央的粮食供给。在分区大生产中，习叔叔特别强调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要坚持群众自愿、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倡导下，关中分区各种形式的“变工队”、“扎工队”、“请牛队”、“伙种队”、“唐将班子”等劳动合作组织应运而生，“义仓”模式从马栏走向边区。他很注重在大生产运动中培养和发现劳动模范，专门在马栏驻地建起了七孔石桥、千人大礼堂、大生产展览室，关中分区出现了冯云鹏、田荣贵、张清益、石明德等边区劳动模范。

七孔石桥和工字房（大生产展览馆）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习叔叔始终不忘刚来关中时期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殷殷嘱托，在面对国民党从东西南三面军事包围围剿的恶劣环境下，他带领关中军民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阻止了国民党蓄意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抗日大局。1941年，陕西省委、山西省委、河南省委相继搬到马栏后，习叔叔就专门把斗争经验丰富的父亲调到马栏工作，化名王恒治，来筹建安全检查站、公安局，他要求父亲必须把南大门守成铜墙铁壁，并建立通往白区的秘密运输线，源源不断的把战备物资和重要人士送往延安。这些举措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磨擦和蚕食等破坏活动，而且牢牢把守住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了陕北和党中央。毛主席曾给习叔叔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以资鼓励。1945年7月末8月初，抗战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国民党就急于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率先在关中分区最南端的爷台山挑起了战争，毛主席紧急调深谙关中地形和风土人情的习叔叔回马栏担任爷台山反击战司令部政委，在他的动员下，关中的男丁全部上前线配合作战，妇女在家做军鞋筹军粮，马栏的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支援前线，粉碎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图谋，维护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局面。

    习叔叔是关中分区文教事业繁荣的奠基人。习叔叔主政关中时期，将文教事业置于同发展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当时关中分区可谓是“文化荒漠”，他采取了加强完小和裁并初小等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此外，他积极支持在延安的高等院校来关中分区办学，先后有鲁迅师范学校、抗日荣誉军人学校、陕北公学迁来旬邑办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育了一批优秀干部和亟需人才。这三所学校因为国民党的军事磨擦搬离旬邑后，习叔叔又主导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并亲任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战胜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成为我党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中报

    此外，习叔叔还非常注重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他主持创办关中分委的机关报《关中报》，对报社提出了“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要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办报生命线；要以为人民，写人民，大家写，大家看”的办报原则。报社还专门设了读报组，在田间地头，利用劳动间隙给不识字的群众读报，深得全分区干部与群众的欢迎与爱护，被《解放日报》誉为“边区报纸的典范”，群众赞其为“党和人民的连心桥”。他还主持组建了关中八一剧团，支持群众文艺事业发展，涌现了汪庭有、刘志仁两位特等艺术英雄，《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从马栏走向全国，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关中八一剧团演出剧照

    03

    1947年秋，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叔叔找到父亲说：“中央让我们策反王老虎（王劲哉）到延安，他在胡（景翼）将军部队待过，我考虑再三只有你去最合适，策反王老虎政治意义重大，但是危险性也很大”。王劲哉是陕西渭南人，是中国近代史里最富传奇色彩、屡立战功的西北军骁将，是参与国军抗日战役最多、战功最卓著的抗日名将之一。蒋介石封他为陆军二级上将，授一级青天白日勋章。王劲哉虽是性情中人，但猜忌多疑，蒋介石派到他部队的军官多被他除掉，连友邻部队第四十九师派往该师的联络参谋也遭活埋。他不论亲疏，翻脸就要人的脑袋，先后处死过老师、同学、部下甚至亲表弟。临行前习叔叔再三叮嘱父亲，一定要见机行事，注意安全。

    我的爷爷、大伯、父亲和王老虎都是习武之人，爷爷与他旧交甚好，王劲哉正在落难彷徨之际，见到旧友儿子很高兴，父亲向他讲：“我的父亲白宪治跟着胡景翼将军战死在沙场，兄长白振江带着一帮陕西老兵在湖北起义，被国民党枪杀把头割下来挂在城墙上，震慑我们这些陕西老兵，蒋介石就是个排除异己的奸贼，你现在回南京凶多吉少，还是去延安找共产党为老百姓打仗好”。经过我父亲一个星期的劝说，王劲哉同意与延安方面的人见面，父亲通过地下党秘密将他安全送到延安，王劲哉到延安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蒋介石大骂手下无能，但也无可奈何。

习叔叔给大伯白振江烈士写的证明信

    1949年初，我父亲白浪滔刚调到耀县工委半年，正在组建耀县公安局，习叔叔给我父亲要大伯的资料和相片，说要给牺牲的烈士开追悼会。在此期间，因蓝田县土匪猖獗，新政权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父亲又被紧急调到蓝田县组建公安局并进行剿匪。就把大伯与冷少农（化名许必钧）1929年2月16日在南京的合影照寄给了习叔叔。1952年父亲收到立诚同学董子平的来信，说在西安看到为烈士举办的追悼会有白振江，还有他的一些遗物和相片。1953年3月我父母调入北京工作后，老家只有奶奶一人，因烈士是属地管理，加之西北局撤销合并，大伯与冷少农的合影照一度不知放在何处，因此造成国家追认烈士时大伯被遗漏，奶奶为此生病。父亲多次向陕西省委写信询问，期间因父亲知道习叔叔工作太忙，不忍因此事打扰他。后来习叔叔知道情况后，不但写了证明信，还亲自打电话到省民政厅跟进大伯追认烈士的情况，责怪我父亲没早点告诉他，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白振江牺牲的经过周凯告诉我最清楚，我最应该作证。”当时习叔叔已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事繁忙，仍开具书面证明，1956年陕西省民政厅追认大伯为“革命烈士”。1957年我奶奶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习叔叔来家里看望奶奶，与我奶奶拉家常，夸奶奶是英雄的母亲，听奶奶讲起爷爷和大伯的牺牲伤心流泪，习叔叔动情地对奶奶说“我们都是您的娃……”他对奶奶和大伯的关心令我父亲毕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