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要做好民族与宗教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是我们和敌人斗争的重要方向。西北局进驻西安时，就对西北总的情况有了分析：土地面积大，339万平方公里；人口少，2350万人口；少数民族多，有回、蒙、藏、维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占居大部分土地面积，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落后；宗教情况复杂，不少民族是全民族信仰宗教，而且宗教中的派别多，这就决定了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特别是政策性强，稍有不慎，考虑不周就会出纰漏。所以毛主席说，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中央强调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凡涉及民族宗教统战、外事、对敌斗争的事，一定要事先请示，事后回报。
起初，有些同志对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民族统战工作，认为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可有可无的事（这种思想观点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在实际工作中，时常发生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事，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毁寺拆庙，没收寺庙土地，促使和尚、道士、尼姑还俗的事情，引起少数民族僧、教徒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给反革命特务分子已可乘之隙，致使一些地方先后发生了民族宗教叛乱事件。毛主席指示：“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带有群众性的武装叛乱，一律按民族问题处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并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真正解决少数民族问题，需要各民族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干部”。习仲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处理甘肃的西吉回民叛乱，争取了大阿訇马震武；处理阿木去乎事件，争取了黄正清；处理青海藏民叛乱，把项谦几擒几放，并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习仲勋看到当时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民族与宗教上层，提出一定要现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的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习仲勋理论与实际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体现。在“镇反”、“土改”中，他要求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只要靠拢我们、赞成土改的，坚决保护过关，集中打击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提出保留喇嘛寺、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霸，保护牧畜业等。这种采取保存一小部分封建势力中的开明人士，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去搞掉大部分封建势力的策略措施，符合当时实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他们按照国家和自身的情况发展和繁荣民族，又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基础上，各民族共同管理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因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西北局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是在加强民族统战，进行各项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在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教育，反对“民族自决”的民族分裂活动，坚决打击个别宗教上层煽动的宗教叛乱的前提下，自下而上，由小而大逐步进行的。由民族乡、区、县、州以至自治区，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绝不勉强进行。这样，在西北解放后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接着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各少数民族完全实现了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发展与进步。40年来西北各民族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文化繁荣较快发展，各族人民享受着安定团结、美好幸福的生活，目前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的建立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完全正确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定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积极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规定贯彻执行。
新时期以来，习仲勋同志仍关心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并提出统一战线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问题，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对于推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勋同志是我党有统战工作才干和丰富经验的领导人之一。
正确领导西北民主革命
1962年秋，习仲勋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反党分子”后，又受到“左”倾政治冲击，被打成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主要罪状是“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特别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土改不彻底，剿匪、反霸以至镇反都不彻底。由于“不彻底”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批判所谓的“反党分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发，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相反，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领导的“土改”、“剿匪、反霸”以至“镇反”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彻底的。
解放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通过调查了解到：关中地区土地分散，不集中，两头小，中间大。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1%，加上富农共占6%左右，共占土地20%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40%到50%，占土地50%到60%。宝鸡分区1950年土改前13个县1个市，102个区，775个乡，8156个自然村，调查的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情况：地主807户，占0.27%，人口8729，占0.6%，土地221864.42亩，占3.18%，每人平均27.7亩；富农4711户，占1.6%，人口58596，占3.47%，土地491973.78亩，占7.06%，每人平均8.4亩；富裕中农10771户，占3.7%，人口103036，占5.8%，土地690029.875亩，占9.89%，每人平均6.69亩；中农100165户，占34.12%，人口673432，占38.1%，土地3001136.4亩，占43%，每人平均4.45亩；贫农152592户，占52%，人口800515，占45.25%，土地2350192.6亩，占33.7%，每人平均2.93亩；雇农19775户、占6.73%，人口102792，占5.61%，土地157970亩，占2.26%，每人平均1.53亩。这和西北局调查的土地关系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土改中所制定的政策措施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如在划定阶级成份上，强调“必须占有材料，深思熟虑”；“允许被确定阶级成份的人参加会议，提出不同意见”；“阶级成份难于划定的，有争论的，应缓订，多研究，多请示上级”。在土改复查中，西北局明确要求，“凡可订为小土地出租者……，不订为地主”，强调要严肃对待错订成份和错误进行斗争的问题。如宝鸡坪头有个医生邓××，有财有势家中订为地主，但未给本人戴地主帽子；富平县的胡家，临潼县的郝家等，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家中只订为地主对本人采取保护过关的办法。习仲勋还明确指示：“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两旁堤岸决口”，好的领导工作就应“做到水到渠成”。这样，关中在土改中共划定地主、富农成份33165户，占当时总农户的2.35%。
扶眉战役消灭胡宗南部4万余人，残敌向西南逃窜，我十八兵团跟踪追击残敌至秦岭以南，宝鸡分区地方部队及各地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根据西北局指示，要彻底消灭土匪、散兵、保安团队、乡保等各种残余武装和收缴隐藏的枪支，先后消灭了忠义救国军梅树成股匪四百余人，县以下的保安队、乡保武装，有眉县的陈苟旦，恶霸武装有宝鸡咀头的宋建堂，扶风的王瑞林、权世俊，陇县的赵子杰，千阳的李正西等数十股。对和我们有过关系的人，也动员他们自动把枪支交给政府，如扶风的韩兆雄等人，总计枪支约数千。对个别反水者立即坚决消灭之，如对眉县的陈苟旦。恶霸一般都掌握一定武装，消灭地方残余武装和反霸是分不开的，如宋建堂、赵子杰等人。关中地区对土匪、特务、恶霸的剿灭是彻底的，对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也是彻底的，合乎西北局经中央同意规定的正确政策和要求的。
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某些人把所谓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问题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在关中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民主革命补课”，共补订地富58865户，不少地方把许多贫雇农划为地富，甚至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家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迫害不能在家中劳动，而把只有少量的土地让别人代耕的家庭也订为地富，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那次补划的地富进行复查，结果基本上都是错的，给平了反。所谓“不彻底”的说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通过长期接触和观察，认为习仲勋的革命生涯最突出的思想作风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信赖，无愧于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无愧于历史。
（孙作宾：青海省原省长；吕剑人：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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