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为西北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俩和习仲勋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30年代初，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时候，我们先后同他相识。从那时起和他并肩战斗，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接触，彼此了解越来越深，即使在遇到政治风浪冲击，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1932年的“两当”、“靖远”等兵变相继失败后，他就辗转北上陕甘山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借鉴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这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使这支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习仲勋坚决支持刘志丹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迅速恢复红二十六军之后，又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他在对敌斗争中，与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诬蔑刘志丹是“勾结军阀”的“白军军官”，诬蔑习仲勋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在1935年9月的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关押起来，进行法西斯式审讯，许多干部在莫须有罪名下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不少是我们从杨虎城部队和“白区”送往根据地的地下党干部。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表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死，受冤枉委屈无怨恨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甘根据地，挽救了西北革命。习仲勋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爱护，让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倾注全部心血，激流涌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毛主席还亲自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36年9月，党中央调参加西征的习仲勋回到保安（后为志丹县），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后，习仲勋调任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当时关中地区的苏区包括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四个县和铜耀宜一部分，称为“小关中”。像一把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利剑，直逼国民党在西北统治的中心西安。由于斗争形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习仲勋随关中特委机关多次转移。他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积极建立各种组织，向根据地周围发展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对每一个统战对象、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建立的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保甲组织中也有我们的关系，在敌人的地方武装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给党送情报、送枪支弹药。如打入国民党县保安团的中共地下党员赵伯经同志，就与仲勋同志经常往来，像游击队输送武器和物品。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委发展了关中根据地，在游击队武装的基础上组建起正规的地方部队；建立起专区政权；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实行了“三三制”，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运用“三大法宝”开展工作

    习仲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深刻，应用得灵活。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一个重大是非问题。但康生却别有用心地发动了“抢救运动”，诬陷陕西、甘肃及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把从陕甘“白区”来的地下党干部，或打成“叛徒”，或定为“特务”、“托派”，几乎全部关押审查。习仲勋心急如焚，却无力阻止，只能尽力保护了一批干部，使黄子祥、黄子文、蔡子伟、王栢栋等人免遭杀害。毛主席发现此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提出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反对逼、供、信，并要实事求是的进行甄别。习仲勋同志当时主持绥得分区，甄别得最快，最好连一些被关押的人都赞扬“习仲勋是好样的”，“我党就需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
    194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调习仲勋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他对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思想非常赞同，十分佩服。他十分重视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运用三大法宝开展工作。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习仲勋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召开的会议上，他都讲毛泽东思想，讲三大法宝，联系实际，现身说法，具体生动。我们和习仲勋在工作接触中，对领会毛泽东思想受益匪浅。他常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因此，他特别注重抓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召开西北各省、地区工作座谈会，经常与各种不同人士交谈，提出问题，询问情况，并派人实地调查，及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甘肃省工委调查编印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清水回民调查资料》、《回民问题的一般简况》、《甘肃番氏（藏民）概况》、《夏河县少数民族概况》、《甘肃西南边区藏民生活概况》、《蒙古人》等资料，呈报西北局，这为制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习仲勋特别注重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正确地对待和使用干部，团结干部。他认为，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他担任西北局书记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下，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西北局各基层组织的工作班子，恢复和建立了党在西北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委员会，选派有对敌斗争经验、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负责工作。他用人不论亲疏，工作需要就大胆任用，工作搞不上去，打不开局面，就坚决调整；既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这样，很快就打开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陕西先后建立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公）委，建立起五支规模不等的游击武装；甘肃先后建立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各工委都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2月，习仲勋任西北军区政委，6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主持西北局工作。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发动春季攻势和关中战役，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了西安。7月，发动扶眉战役，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四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和马步芳军的联合反攻计划，陕西各地相继解放。大军西进打了兰州战役，消灭马步芳军2.7万人，于8月26日解放了兰州，宁夏的马鸿宾、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相继起义。这样，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问题。1949年11月，由彭德怀主持，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对解放西北的胜利是这样总结的：“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巨的战争，已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我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部队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个总结是完全正确的。

    创造性地执行民族宗教政策

    习仲勋一贯重视统战工作。在边区时，他就重视对受国民党中央军排挤的东北军、西北军及边区周围其他国民党军进行统战工作，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也做争取工作。目的是尽可能多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以顺利地开展根据地工作。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发表以后，他认识更加明确，觉悟更加提高，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解放后，习仲勋从西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新解放地区要重视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团结的面应当更广，政策更宽，不仅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还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在陕西团结了张凤翙、韩兆鹗、孙蔚如、马平甫等；在甘肃团结了邓宝珊、蒋云台、黄正清、马辅臣等；在宁夏、青海，团结了马鸿宾、喜饶嘉措；在新疆团结了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三区革命的力量。1950年1月4日，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讲话，鲜明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这篇讲话，不仅对陕西，对于当时西北其他各省区的统战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