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3次在习仲勋领导下工作，最早的一次是1943年到1945年，他任绥德地委书记，我在绥德分区主编《抗战报》。
    1943年初，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从和他最初的接触中，我就对他有了不一般的好印象。他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比较信任、亲切。我从延安下到基层工作不久，有一些本地干部与我这样的人相处，中间似乎总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虽然彼此都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感情难以沟通和交流，不久整风运动开始，在逐渐深入展开的过程中，本地工农干部与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那就已不是一般隔阂的问题，而是几乎站在对立面上了，当时主持审干工作的都是本地工农干部，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被怀疑为特务、叛徒、内奸的人很不少。这个情况主要是康生那个阴险分子搞“抢救失足者”引起的，后来一度发生乱整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这当然不能归之于本地干部。但审干中确有相当一部分本地工农干部。对国民党地区的情况根本不清楚，对我党地下斗争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外来干部往往加重怀疑，无端扣上“帽子”，这加重了“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绥德分区的整风运动，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对绥德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但习仲勋到任不久，即坚决制止了。以后对外来知识分子的审查，虽然也采取集中起来互相揭发的办法，使不少同志在精神上受到若干创伤，但总的说来，是比较稳妥的，没有发生乱抓乱打的错误。最后对每个人的结论也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整风将结束时我们听到传言，毛泽东表扬了习仲勋在整风审干中能掌握党中央的政策，比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稳妥。从我当时亲身经历的情况看，这个表扬是恰当的。当时延安有些单位的审干就搞得很糟。
    一个领导干部，在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不容易的，即使是有丰富经验、平时善于掌握政策的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起来后，上下压力都很大，也往往难以冷静处事。所以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一条重要的经验：当群众未发动起来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倾；而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则应注意防止“左”倾。这条重要经验，曾经在相当时间内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可惜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毛泽东自己也把这条重要经验忘掉了，使“左”的指导思想延续了20年之久。我重提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党内，现在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干部，有不少同志无亲身体会，所以在响应党的号召时，头脑就不那么清醒，有时“刮风”的现象很厉害，而且往往夹杂着不合党的要求或政策的歪风，把事情弄糟。这种现象一再出现事实表明，党和政府的工作，确有改进的必要，这应该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讲这些话，由此想到习仲勋早在40年代整风审干中就能头脑清醒地掌握党的整风审干政策，期限是很不容易的，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表现。那时，他才30岁。
    习仲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第二件事，是土改运动。早先，中央派康生到晋西北去试点，开始在发动群众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成绩，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但不久就偏离了党的正确政策，对地主大搞逼供和使用肉刑，不仅把富农与地主等同对待，而且把一些富裕中农也当作斗争对象，分地分财。与此同时，还损害民族工商业者应保留的利益，甚至与地主同样进行斗争。康生搞的这种极左的错误，使陕甘宁边区也一度受到影响。当时习仲勋同志已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很快制止了种种违反中央正确政策的作法，使边区的土改运动进行得相当稳妥，没有出大乱子，效果很好，合乎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并教育了农民。
    1947年冬季，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土改问题，并且批评了某些地区的过“左”政策。当时是不是批评了康生的错误作法，我不清楚，但不久以后从毛泽东再三发出的关于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指示，和在晋绥边区的讲话看，杨家沟会议对于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是做了认真研究的，并且对发现的不少错误作了纠正。而在这一运动中，陕甘宁边区错误很少，有了错误也纠正很快，从全局看，在政策的掌握上是优于其他解放区的。
    上述整风审干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中习仲勋的表现，对我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不少东西，并且对他的领导工作深感钦佩。
    我1948年调到西北局宣传部工作后，虽没有直接在习仲勋领导下做事，但他当时那种善于掌握党的政策，既有革命魄力又能谨慎从事的优良工作作风，以及善于团结干部，遇事谦逊，对于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加倍爱护的优良品质，是得到许多同志高度赞扬的。当时他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对彭德怀格外尊重。他们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大事都能很自然地取得一致的意见，以致在军事斗争上取得辉煌胜利，也受到党中央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