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在办公

    说到习仲勋同志的家风，就不由得想起《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这篇文章。这是1950年《群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的介绍习仲勋革命经历和优秀品质的文章，今天读来仍然给我们很多教育和启迪。习仲勋的爱国心、报国志、赤子情都与人民群众的休养生息、愁苦安乐息息相关，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清晰折射出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和良好家风的传承。

    故园不泯清风颂

    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农民家庭的习仲勋，13岁在家乡立诚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1928年春参加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于三原、西安等地，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习仲勋离开故乡，进入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在回忆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时常常从父亲为自己取名说起。他说：“父亲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给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习姓时就成了习相近。恰好与《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词义相反。结果上学时，不少同学都说我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这是因为我在兄弟排行中为长，即取了相近，我的堂弟仲辉排行为二，却取名相远，胞弟取名相良。也许父亲当时还有更深的寓意。”

    1996年，习仲勋的妹妹习冬英谈到父亲对子女教育时曾说，那时家里孩子多，父亲和蔼的面容中透射出几分严厉，总是教育我们要尊老爱幼，不要打架，不要骂人。孩子们常常吵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父亲一声咳嗽，家里顿时就静了下来。他虽然没上过学，终生为农。但他经历较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子女们以农为本，耕织传家，做勤劳正直的人。因而对孩子们管教很严，我们都怕他。哥哥、弟弟刚五六岁时，他就带他们到田间去做一些拔草、锄地之类的简单农活，并给我买了一架纺车，让我跟着妈妈学纺线织布。

    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勋，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受益匪浅。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深深影响了儿时的习仲勋。若干年以后，习仲勋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常常深情地谈起父母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他总是对我们说，‘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我的母亲勤劳贤慧，对婆婆特别孝敬。婆婆患病时，她把精心做的莲子汤送到床前，而自己却省吃俭用”。

    在延安时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常常在家庭饭桌上高声吟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围坐在桌前的孩子们也稚气地和起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优良的祖训家风，数十年的身体力行，如涓涓流水，细雨春风，培桃育李，代代传承。

    胸有家国品自高

    习仲勋对子女的教育是慈爱而严格的，他特别注意从小事抓起，培养孩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品德，不允许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孩子的衣服和鞋袜，都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

    习仲勋的长子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户县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1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他就因所学专业对口被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手续。但就在即将启程赴京报到时，却没有了消息。原来习仲勋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驾”。他未和儿子商量便给后勤学院领导做工作，让撤回了调令。他认为干部子弟不能特殊，应当带头在艰苦地方工作。习仲勋还让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帮助做说服的工作：后勤学院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好地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调到了北京，这样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的二女儿毕业于外交学院，熟悉法文，1983年，刚刚筹建的光大公司有意接收习仲勋女儿到光大工作。习仲勋闻知后，便当面谢绝了王光英先生的好意，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外文干部，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但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