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李一哲”案

    “文革”后，广东省和全国一样，面临着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和随后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他俩本身就曾是受害者，而且“资格老，压得住阵”。在平反错案问题上，习仲勋下了极大的决心。有一次，被陷害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逐一加以解决。首先得到平反的，是大批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他们因为“海外关系”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后，侨乡人民的积极性高涨，在改革开放中，引来巨额外资，为广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为曾震惊中外的“李一哲”案平反的过程中，更突出了习仲勋持重细致、深谋远虑的工作特点。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李正天等人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习仲勋亲自抓这个重点案件的平反工作。1978年年底，省委决定，“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了李正天等人。此后，已被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连续4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并听取意见。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劝说并主动承担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但到了1979年的3月15日，波澜再起。李正天等人再次使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在广州春交会期间举行“理论讨论会”。他们还给香港有关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第二天，李正天等人还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省委领导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严肃地指出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说：“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却把广州市搞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李正天等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批评，也接受了意见，最后取消了这次讨论会。

    向中央要政策

    面对“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习仲勋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这也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 1978年四五月间，国务院选派了3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地区考察经济发展情况。赴港澳考察组回来时路经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介绍了他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大家听后都极为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建议把宝安和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将宝安和珠海两县改设为市。

    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并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当时，习仲勋他们的想法立即引来两种不同的态度。支持者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有这样的力度。反对者则大泼冷水。甚至有人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还是得到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邓小平还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正式诞生。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11月中旬，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广东人永远不会忘记，习仲勋和杨尚昆离任前争取来的政策，不仅是留给广东的珍贵“遗产”，更是一把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此后，开放之潮从南到北，一番新天地逐渐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