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个时期，周总理和习秘书长召开国务院会议，以及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我们派人到有关地方调查，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采取措施，有的地区又开始夏收，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来信来访逐渐减少。我们全室同志对周总理、习副总理兼秘书长，齐燕铭、杨放之副秘书长，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亲自处理，设法解决，十分敬佩。同时，大家也为自己在解决部分地区人民生活等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辛苦，起了一定作用，感到欣慰。大家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活动中，更加努力，搞好工作。

    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反右倾活动，检查在反映缺粮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有的地方追查来信人和上访人，打击报复，扣押来信，阻止来访，以致来信来访量明显下降。

    为了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加强信访工作指示，1961年2月，召开了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法、高检、总政，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部门。

    会上，龚子荣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人民来信很重要，必须重视。现在看各部委的报告，还不如看群众来信来的实在。要把来信分送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批办。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制定相应政策；对于重大案件，要派人下去调查。对于中央政策的反映或不理解的，应进行解释或说明原因。少奇同志强调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涉群众来信，不能擅自开拆和扣留群众的来信。上边组织处理来信，不能层层照转，转到被告人手里，造成对来信人的打击报复。

    讨论中，许多单位都发了言，谈到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中纪委、公安部的同志谈到有的地方扣留来信、追查来信人和上访人的情况严重。习仲勋同志在讨论中不断插话和发表意见，最后作了总结讲话。

    习仲勋同志指出，人民来信来访，说明群众对我们很拥护，爱戴我们，信任我们，也说明他们加强了责任心和当家作主的思想。我们要和群众通气，为什么人民群众就不可以向我们反映情况、提意见和建议，商量问题呢？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觉悟程度提得更高的时候，来信还会更多，就是说人民来信来访，不光是为申诉、解决个人问题，有不少是为了“参政”，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建议和批评。

    习仲勋同志指出，来信来访是阶级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有来信是正常现象。有时多，有时少，也是一种规律。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时期有多有少，但是不会没有。人民来信来访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反映，因此处理来信来访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认为来信来访会减到很少，甚至没有的想法是主观的，是不实际的。

    习仲勋同志指出，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越密切越好，扣压群众来信是隔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其实质是为了打击报复。

    习仲勋同志指出，对人民来信来访要有正确看法。人民来信来访是正当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来信来访的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真正无理取闹和反革命分子捣乱的，只是极个别的。在处理反映工作问题的信访案件时，应区别是牢骚话，还是恶意攻击。工作中有缺点，群众发点牢骚总是会有的，为什么不准人家讲？要把不满和真正的恶意攻击，慎重地加以区别。处理信访，必须有群众观点，信访多半是反映一个地区、一个人、一件事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在群众来说，就是大事。

    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后，中央各机关都在部党组和行政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学习，端正了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加强了领导，健全了各种制度。同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的名义给周总理并中央写了《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邮电部对个别基层单位扣留群众来信，封锁消息的错误做法，向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凡寄给中央、中央局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件、电报不论来自国外、港澳台和国内，任何机关和个人一律不许检查、扣留，如有违反上述规定，强令检查、扣留信件、电报的，邮电局有权拒绝执行，并立即报告上级领导机关直至中央。

    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后，习仲勋同志对国务院机关的信访工作抓的更紧了，经常作具体指示并和我们一起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他指示我们，对信访中反映的问题要经常进行排队，抓重要问题给总理写一些简报。还提出对反映情节重大的、普遍性的问题，尽可能查清楚，有的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从政策角度提出解决办法。根据习的这些指示，我们加强了对来信来访内容的分析，经常写简报和综合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请领导上考虑。例如1961年3月北京市昌平县水库移民因住房未得到妥善安置，有三十多户移民集体来访，我们请北京市农村工作部和昌平县的同志来共同听取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然后经向习副总理报告，指示杨放之副秘书长和我们一起到昌平检查督促落实。又如，河北省景县一群众来信反映，他们那里与山东省边界划分行政区划时，群众发生了纠纷。我们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同时，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的来信。经向领导报告，习副总理指示以国务院名义发一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于是我们与有关部门商量，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行政区划同群众商量的通知》，要求各地今后调整行政区划的工作，必须征求群众意见，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便利群众，便利领导的原则，并按程序上报批准后执行。对已经调整而多数人有意见的应重新处理。不允许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对打击、压制群众的人，应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处理。

    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也很重视地方信访工作经验的相互交流、学习的问题。1961年9月河北省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交流工作经验。习指示杨放之副秘书长去参加。我陪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向习作了汇报，习指示把他们的经验写个报告向各省转发一下。

    从1961年中共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政治形势有了好转，民主空气活跃，人民来信来访数量不断增加。而国务院机关信访室的干部力量严重不足，经常靠夜间加班加点，有的同志累病了。习仲勋同志得知后极为关切，决定把积压的信件，分给全秘书厅能办信的同志帮助处理。当时机关正进行精简编制，习还决定把各单位减下来的人，增加到信访室。这样就缓解了信访室的压力。习仲勋同志关于人民来信来访的论述和具体指示，对我们国务院机关信访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打下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习仲勋同志从广东来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我们去看他。多年不见，一见面，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都在哪工作。我告诉他在全国政协工作。后来他回到中央工作，由于他分管统战方面，经常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活动，见面多次。如1986年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作了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又如全国政协为胡子昂副主席九十寿辰祝寿，请他参加了。还有一次他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陈嘉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后领导与来宾照相，第一排坐椅子，但他在第一排中间坐下后左右看了一下，没有看见项南同志（福建省委书记），他便向我招手过去，问我项南同志在哪里？我发现项南站在第二排，立即在前排加了一把椅子，请项南坐下。散场后，我陪他出门，他说，你在国务院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家是福建的父母官？我在他领导下多年，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我离休后，2000年全国政协老干部局组织离退休同志到深圳参观。我听说习仲勋同志在那里休养，便去看望了他一次。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一次。

    现逢纪念习老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下这点滴回忆，以表达我对老领导的不尽思念。

    (作者时任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