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武装兵变数以百计，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土地上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武装斗争。两当兵变的意义是重要的。它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的其他多次革命武装兵变一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同时也是极大地震动了敌人。年轻的习仲勋作为兵变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两当兵变的全过程。从筹备到举行，他都亲临其境，身体力行，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习仲勋曾回忆说，大革命时期，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和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习仲勋谈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领导两当兵变的光荣历史，却在习仲勋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厚重而亮丽的一笔，也为他以后领导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两当兵变揭开了甘肃革命武装兵变的序幕，在甘肃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甘肃地区较早受到革命的影响。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泉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之托，随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到达兰州，很快与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两当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进一步壮大了陕甘红军力量，有力地促进了甘肃武装兵变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策应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开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及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两当兵变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工作，开展武装斗争的结果。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强调了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党的基础，更好领导群众的重要性。兵运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旧军队的成分，大多是农民出身，大多是因为生活而被迫从军。而反动军阀则虐待士兵，驱使他们为其卖命。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大力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陕甘一带开展兵运工作，把瓦解敌人，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以推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参加两当兵变领导工作的习仲勋在这期间的兵运工作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实际斗争经验。

    两当兵变还留下了值得注意的教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仲勋在谈到两当兵变的时候曾经感慨，还是志丹同志说得对：“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习仲勋始终牢记着刘志丹的教导。以后他参与创建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关中等地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都牢记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具体来说，两当兵变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提供的经验主要有：

    一是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刚到部队做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年仅17岁，没有更多的群众工作经验。但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追求、坚定的信仰，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同士兵们打成一片，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又先后从事共青团、游击队工作，以后又担任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习仲勋能被毛泽东称赞为“从群众中产生的领袖”，和他在兵运工作期间从事士兵群众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二是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是党和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两当兵变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参加者约300多人，但却是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陕西省委得到两当兵变的消息后，派刘志丹同志带部队到乾县、永寿一带接应。习仲勋等也率兵变部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的地区靠拢。当他们到达永寿县境内，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遇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部队在永寿县岳御史村被打散，兵变遂告失败。虽然两当兵变遭到失败，仍然是对敌人力量的瓦解和破坏。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又担任了红军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等职，为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呕心沥血，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三是党的建设的经验。习仲勋接受党的委派做兵运工作，他注意发现士兵中的先进分子，及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3个连的党支部，到营一级的党委，都是按照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把党员紧密地团结在党的组织系统里，并接受党的教育。在一个营的队伍中发展30多名党员，从比例上看，党员人数近10%，这在兵运工作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