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左一）在井冈山访问老红军。游云谷摄

　　习仲勋同志在万绍芬同志的陪同下，在井冈山参观黄洋界哨口旧址。游云谷摄

　　编者按：

　　今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4月24日，本报曾经刊发专题纪念文章《深切缅怀习仲勋同志对江西老区建设的关怀和指导》。今天是习仲勋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本报特此刊发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陪同习仲勋同志考察调研的回忆文章，再次表达江西老区人民对习仲勋同志的缅怀崇敬之情。

　　1985年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在江西老区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考察了9天，耳闻目睹了仲勋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之情，切身感受到他为加快老区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那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爽朗真诚的性格。

　　那年6月，我刚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全省上下正在热气腾腾地贯彻中共江西省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为大力促进江西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尽快改变江西老区的面貌，展开顽强拼搏。8月下旬，在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了对老区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加快老区建设步伐，全面振兴江西经济。接着，全省组织了1.2万多名干部奔赴老区进行调查，展开了解放以后第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大举措。在这样的时刻，仲勋同志来江西老区考察，使我们感到不同寻常的振奋和亲切。

　　11月14日，仲勋同志到达南昌。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立即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老省委书记，然后仔细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不久前召开的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情况，以及会议前我去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地调查研究的报告，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那神情，似乎已经置身在老区了。

　　果然，一听完汇报，他便急迫地说：“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

　　11月15日早上8时，我们便乘车向井冈山进发。

　　尽管已经入冬，江西大地上还是一片绿色，阳光照得车里暖洋洋的。仲勋同志是第一次来江西。他神情贯注地眺望着前方道路两旁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以及在田里冬种的人们，不时侧过脸来，向我询问一些情况。我说：“仲勋同志，昨天你累了一整天，今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汽车。你就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吧。”

　　“不，不用。看看外面景色，聊聊天，就是很好的休息。”

　　他依然望着车外，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沉默了一阵，他说：“绍芬同志，我看你们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确定的老区建设的方针、目标和措施都很好。不错，江西搞好老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你们不是有个统计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我说，“那时候，党在江西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和6个省苏区、110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仲勋同志回过头来望着我，“你说，‘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我说，“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50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对，应该感到不安。”仲勋同志轻轻说，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

　　我们的车子急速地向井冈山奔驰。从南昌到井冈山的公路上，有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这些地方，道路变得狭窄泥泞，凹凸不平，车辆行驶不畅，常常发生堵塞现象。

　　车子的行速减慢了。在我们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鸣响警笛，常常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个车队。

　　仲勋同志望着这个情景，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他转过脸来对我说，“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仲勋同志作解释。他听着，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警车开道吗？”

　　我笑着说：“我的车是上海牌，神气不起来。”

　　仲勋同志笑了。

　　“那好。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现在停车，反而会造成堵车。”我望望前方情况说，“走过这段路，前面就是新干县城。一到那里，我就跟他们说。”

　　他没有做声，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焦虑和不快。我更是感到局促不安。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只好叮嘱我们车上的司机不要过于占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的车子总算在新干县城停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仲勋同志便下车快步直向警车走去。我赶紧跟上前去。

　　“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

　　我上前对警车上的同志说：“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往后路程上，尽量不要鸣警笛，也不要挥旗，保证安全，注意影响。”

　　警车上的同志接受了意见。

　　车子又向前开了，果然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

　　“这就对了。”仲勋同志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中午，在吉安略事休息。傍晚时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井冈山。晴朗的冬日，天特别的蓝，夕阳把苍翠的山岭染上了一层金色。车子在郁茂的树丛间盘山而上，也有一种“跃上葱茏四百旋”的气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长期战斗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仲勋同志，此刻置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显得特别兴奋。和在南昌一样，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瞻仰革命遗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龙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我们陪同他瞻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在旧居后面的两棵树下，他久久伫立，不舍得离去。

　　那两棵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1929年1月底，两棵树和毛泽东旧居一起被敌人烧毁。可是，红军打回来以后不久，几场春雨，这两棵树奇迹般地萌芽复活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它们为“常青树”。

　　仲勋同志久久注视着这两棵常青树。他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那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井冈山上的群众，对这两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棵树再次被毁，可是‘文化大革命’后又复活了。”我说。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仲勋同志说，“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

　　在井冈山上，仲勋同志这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我。

　　一天，他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

　　“绍芬同志，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嘱咐我说，“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虽然不是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但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是有很大功劳的。对待他们的亲属，也要像对待所有的革命烈士亲属一样！”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队员的时候，我向仲勋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吉安地委领导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他们，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很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过，老人觉得还没有靠自己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难以平静。”我对仲勋同志说，“解放30多年来，井冈山上有些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哪里是他们对不起领导，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说，不能忘记他们啊，忘记他们就是失职！”

　　仲勋同志听了说：“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从井冈山上下来，在通往兴国县的路上，小车沿着曲折的山道，从一个个小村庄旁边驶过。他注视着这些村舍。看到一些新盖的砖瓦房，门前儿童嬉笑奔逐，屋檐下挂着大红的辣椒串，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的脸上便浮起了笑容；看到有的小村子房舍破旧、屋场脏乱，他便问这是什么地方，生产状况如何。

　　车行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兴国县城。我向仲勋同志介绍说，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23万人口当中，有8万人参军参战，有2.3万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洒下一名烈士的鲜血。这里出了50多名将军。这些年，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虽然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从1981年到1983年3年的调查统计，每年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这些年，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难度很大。

　　仲勋同志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我请仲勋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让他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出发前我已经叮嘱过各地一定不能只报喜，只安排看先进的和好的，必须要将中等的和差的都请仲勋同志考察，绝不能弄虚作假。不料，尽管这样，也还未能完全达到他的严格要求。

　　这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一户村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是个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橘，一碟花生。

　　我陪着仲勋同志走进了这户农民家里，一看就明白了，这大概是当地要给我们看的“好中差”里的“好”的典型。

　　仲勋同志一看这景象，便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别的农户家里，仲勋同志态度亲切，问长问短，嘘寒问暖，有时掀开锅盖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只是到这一户人家，怎么转身就走了呢？

　　“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对我们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会计一家，在村里确实情况比较好。当地干部也确实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这样的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瑞金，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素有“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之说。

　　在丽日蓝天、白云绿树掩映之下，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朴的大门，显得异常庄严肃穆。

　　仲勋同志一来到瑞金，便来到这里。他望着大门顶上的大红五角星，以及两侧那斧头镰刀，久久肃立。接着，走进代表大会会址，参观了当年中央各部每部一间的简陋办公室。

　　随后，又来到沙洲坝。

　　沙洲坝有一口很闻名的红井。当年，毛主席在沙洲坝领导革命工作，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常常到许多里以外去挑。他便和当地群众一道，打了一口井，使乡亲们喝上了清澄的甜水。解放后，沙洲坝人民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表达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吃水不忘挖井人”。

　　习仲勋同志来到井边，先认真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然后仔细看了水井。他感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老区人民对我们党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铭记不忘。这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来到叶坪乡，他向站在他身边的叶坪乡党委书记问道：“你们为叶坪的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呀？”

　　“我们已经办了四件。”年轻的书记回答说。

　　“哪四件？”

　　“第一件，带领群众打了18口水井，全乡百姓都喝上了干净的井水；第二件，领着乡亲们修路，现在村村通了路；第三件，修建了一个集贸市场，现在交易活跃；第四件，利用这里盛产的黄豆、山药和广西有关单位技术设备联营，办了一个儿童食品加工厂，产品畅销各地。”

　　这位办实事的乡党委书记虽然显得有点腼腆，却回答得干脆利落。仲勋同志听了，满脸笑容，十分高兴。

　　“干得好啊！”他说，“由于时间关系，你们办的四件事我不能件件都看，现在你带我去看你们办的第一件事。”

　　乡党委书记马上在前头引路，把仲勋同志和大家领到附近的一口新打的水井前。这时，村里的百姓们听说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了，纷纷赶来，围到井边，争着和仲勋同志握手，七嘴八舌谈着修建水井的经过和他们的喜悦之情，夸奖乡里干部为大家办实事的好作风。

　　对这次即兴式的实地考察和汇报，仲勋同志十分高兴。

　　不过，在考察中，也遇到过使他感到不快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瑞金县县委书记刚上任不久，正在赣州住院，听说仲勋同志来瑞金考察，便抱病从赣州赶回县来，向仲勋同志汇报。他对县里的工作了解得不太具体，再加上开头说了一些对仲勋同志表示恭维的话，使得仲勋同志不愿听下去。

　　“你这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给我歌功颂德！你的汇报没有实际内容，尽说空话，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说实话，办实事！”

　　县委书记脸红了，低下了头。仲勋同志看看他，放缓了口气：“据我所知，你们县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群众的实事。为什么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呢？要制定出治穷致富的规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种什么，养什么，搞什么项目，都要让群众发表意见。”他环顾与会的同志说：“如何治穷致富，尽快改变老区的面貌，这方面，你们省委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措施，你们好好讨论了吗？”

　　与会的同志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谈开了他们贯彻老区工作会议的具体办法。刚才感到发窘的县委书记此时也加入了讨论，谈得也具体生动多了。汇报会成了一个活泼的讨论会。

　　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绍芬同志，我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我说：“您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对我们非常有教益。”接着，又将县委书记有病住院、刚从赣州赶回来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

　　“噢，是这样！”仲勋同志说，“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刚才可能批评重了一点，不至于加重他的病吧？请你代为安慰几句，希望他早日把病治好！”

　　我把这些话转告了那位县委书记，正要赶回医院去的县委书记甚为感动。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在江西老区考察期间，仲勋同志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农民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境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他们家里，嘘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这天，我们来到了曾经是中央苏区中心县之一的遂川县。这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绂一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特困户之一。他自己身体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他家那一天，正刮着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冷气逼人。屋子里空徒四壁，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仲勋同志望望已经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摸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他握住曾宪绂的手说，“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