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子女在洛阳合影。后排右一为习近平。（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1975年习仲勋在洛阳。（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习仲勋拉着农民的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编者按：今年10月15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中红网与习仲勋纪念馆网近日特地约请青年历史学者郭建波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习仲勋是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人民公仆。

    当革命斗争的风暴席卷陕西大地的时候，习仲勋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从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本文拟通过对习仲勋革命斗争实践的考察，从人民史观的角度来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施小惠而不及大义，谋近利而祸及长远”， 而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 习仲勋人民史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背景是复杂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践，陕北的人文历史环境和阶级斗争状况，以及父母的教育与家庭变化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个问题。

    1、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是习仲勋人民史观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民群众却遭受剥削和压迫，创造的财富被无偿占有，这就奠定了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基础。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被攫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要求摆脱压迫，消灭剥削，过上平等富裕的生活。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

    在近代中国要想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还要组建先进的政党，也要找到进行革命的现实依靠力量。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指南，是劳苦大众寻求解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表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不论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还是指导思想，她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劳苦大众的政党，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单靠共产党是难以成功的。这就要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人民群众。而工农大众则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也是其基本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参与，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现实依靠力量。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将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引发他们斗争的豪情，鼓舞他们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使他们明白只有通过斗争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以后，才能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才能消除他们的苦难。

    中国近代历史既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不仅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又是在他们的参与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要想救国，就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也就自然会接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自觉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信念。习仲勋就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并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的。这是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根源。

    2、陕北丰厚的人文历史环境和严峻的阶级斗争状况是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陕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陕北人们生存环境恶化，以及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促进了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明代陕北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故乡，他们发动了农民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曾经震撼华夏，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在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近代，辛亥革命后屡次发轫于习仲勋家乡富平和邻县白水、三原的护国护法武装斗争，在陕西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震动和深远影响。尤其是习仲勋的同乡几位著名民主主义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的奋斗精神，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人生启迪，使习仲勋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开始形成。[1]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开始领导组织革命活动。习仲勋在上高小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还不到十三岁），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活动，逐渐接受了革命理论，这逐渐形成了习仲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2]

    陕北不仅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当时也存在着严峻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陕北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繁，土地又高度集中，军阀地主捐税繁重，横征暴敛，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难以生活下去，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面对饥寒交迫的农民，贫富悬殊的对立，严酷的现实引发了习仲勋深深地思索，农民苦难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够摆脱苦难，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像一块巨石压在了习仲勋的心头，成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动力。

    陕北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与革命历史相结合，爆发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来势凶猛，此起彼伏，迅速掀起了高潮，展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种斗争也在呼唤着能够维护他们利益，带领他们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领导人的出现。习仲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起来的。这样陕北地区丰厚的人文历史环境和严峻的阶级斗争状况，就成为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3、父母的言传身教、理解与支持以及对家庭败落的反省成为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直接原因。

    习仲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父母身上继承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面对社会的不平，官府的险恶，习仲勋的父亲对儿子能够为穷人办事感到很欣慰，理解并支持习仲勋的行动。

    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民。他耳闻目睹了当时政府官吏的贪污受贿，渔肉百姓，商人的唯利是图，为人狡诈。他跟习仲勋兄弟说长大后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要不就种庄稼，做一个本分的农民。[3]母亲生性善良，为人勤朴，孝敬婆婆，贤惠慈爱。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深深影响了习仲勋。[4]习仲勋从事学潮被捕出狱后，他担心受到父亲的责备。而父亲不但没有怪怨他，还对他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5]父亲的一番话，让习仲勋感慨万端，久久难以忘怀。直到几十年后他回忆起父亲这番话的时候，还为父亲的深名大义感到自豪，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心中依然难以平静。
家境的急剧衰落，生活状况的迅速恶化，处境的艰难，进一步加深了习仲勋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强化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决心。

    习仲勋童年时候家庭经济尚宽裕，一日三餐，粗衣淡饭，还能维持。在习仲勋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出现重大变故，父母相继去世。母亲死后，连棺木都买不起，竟然无力下葬。[6]这个时候关中出现严重的饥荒，习仲勋一家人的吃饭成了大事。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习仲勋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食的人群之中。他将盐驮到百里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 ，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7]

    习仲勋家境的急剧变化，为谋生进行的艰难奔波，以及从进步文艺作品《少年漂泊者》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引发了他对社会黑暗和不平的深刻思考，使他意识到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富裕，就必须通过斗争，推翻旧的剥削制度。这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8]

    由此看来，习仲勋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形成了为穷苦人做事的意识，从家境衰落进行的艰难生活中更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坚定了他为穷苦人革命的决心。这就构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直接原因。

    以上我们分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背景，那么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内涵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坚持人民史观就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从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健环节入手，制定措施，取得实效，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维护。这些关健环节就构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

    1、要建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并能够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权。

    我们知道，当时国民党政权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欺压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致使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在封建剥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权则是维护这种剥削的工具。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井冈山旗帜的引领下，习仲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就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在陕甘边区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的探索活动。[9]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10]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习仲勋与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过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11]

    对于习仲勋这一时期的工作，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12]

    由此看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确实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汗水，因为他认识到只有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只有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政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这是建立一个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前提。后来习仲勋说：“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13]
后来，在敌人的“围剿”下，陕甘边政府及红军退出照金，又转移到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在关于民主政权的选举问题上，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得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民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于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14]

    在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上，习仲勋坚决支持刘志丹的主张。人民可以选举，同时也可以随时罢免渎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参加政治管理，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这样可以将政府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是使政府工作人员保持公仆本色，全民全意为人民服务，避免腐化变质的重要保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内举行，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5]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的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抢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到撤职处分。”[16]

    我们看到，在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就将反腐倡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严厉惩处贪腐的党政军干部，以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廉洁高效，深得民心。这是保证民主政权永不变质而又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习仲勋到绥德任地委书记后，“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成为他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的口头禅。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我党在边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习仲勋把建设适合抗日战争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政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他们的抗日积极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