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心里的天平，一头是国家，一头是百姓，因而他马不停蹄地下乡镇，进村社，了解群众的呼声和心愿。他还派秘书连夜去街头巷尾看大字报，倾听群众的意见，更多地掌握群众的情绪和冤屈，大刀阔斧地改进工作，雷厉风行地平反冤假错案，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他在广东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农林渔副商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与分配模式，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变革生产关系。这些重大举措都是突破旧体制的开拓改革之举动。

    当时的宝安县等沿海农村生产凋敝，群众生活艰困，从而酿出了一波又一波的逃港风潮，甚至一次性地逃港人数高达数万，到处关押着拦截回来的逃港群众，尽管如此，仍然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逃港风，沿海的农村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力下田耕作，十村九寨都是跑不出去的老弱病残留守群众。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一是等待政府救助，二是指望逃出去的亲人寄钱回来。习仲勋深入到这些村庄，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且看了许多想逃港被拦截下来的群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部建设好，让他们回来我们这边才好。”他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指着一河之隔的香港问：“你们说，河那边为什么没有人跑到这边来？我们革命到今天，建国都几十年了，群众生活还是这个样子，你们心里就好受？我都觉得没脸见那边的人！”他连夜召集会议，明确指出，制止群众外流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特别强调指示，今后一律不准抓人，已经关押的群众立即全部放了。

    这一事件同时也使他更深刻地思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制度本身难以适应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大胆改革，放手开放，借鉴外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机制，吸引外商外资来办厂经营，带动搞活内地生产和经营。于是，他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提出将毗邻香港的宝安县以及邻近地域划出来，创办加工生产贸易区。广东从此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成为世界瞩目的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窗口。习仲勋一生当中先后参与创办了两个特区：一个是战争年代的陕甘边特区，为延安和西北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弹药与给养保障；另一个便是和平年代在广东创办的深圳、珠海、汕头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标本与样板。

    阅读《习仲勋传》，能够让我们走近习仲勋，了解习仲勋，重新认识习仲勋，从而熟稔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别为人民群众的衣食和生活，做出了怎样伟大而不朽的建树与贡献，这对于我们认真仔细地对照思考，我们究竟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哪些，想了多少，还有哪些没有做，还有多少没有想，尤其更要客观真实地回顾和反省我们是否背弃了什么，丢失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对于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今天与明天，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须臾疏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