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本版特发此文以表纪念。

    与黄正清相识几十年，两次相拥而泣

    黄正清，又名罗桑泽旺，是民国时期甘、青藏族中相当有影响的政治、军事人物，早年与宣侠父等共产党人有所接触。1949年9月中旬，黄正清率部起义；20日，黄正清迎接解放军进驻甘肃夏河，夏河和平解放。

    夏河和平解放后，黄正清偕同副官黄立中、贾志丰和拉卜楞寺的七八位代表一同前往兰州，与正在兰州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等军政领导人会面。到兰州的那天晚上，在欢迎宴会上，习仲勋紧紧握着黄正清的手说：“久闻大名，初次见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没能联系上。现在好了，我们十分欢迎你，也算交上了朋友。”习仲勋满口陕西乡音和与生俱来的大西北乡情，使黄正清感到格外亲切。

    在当晚的宴会上，彭德怀反复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强调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建设新中国。习仲勋对黄正清说：“西北人民需要你，广大藏族同胞更需要你，我们要好好合作共事。”

    1950年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黄正清当选为省政府委员，不久又担任农业厅副厅长，分管畜牧工作。3月，黄正清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前，习仲勋特地嘱咐他：“你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区的民族领袖，在会上要把民族地区的情况谈一下，我们共同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

    在这次会议上，黄正清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了防野兽防盗窃，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是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们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和不满，这样不利于稳定局面。黄正清提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能讲的。没想到彭德怀和习仲勋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当即指示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硬币，并不立刻收缴枪支。

    1951年12月19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从西宁启程回西藏，黄正清陪同习仲勋前往送行。在青海塔尔寺，习仲勋问农牧民群众：“你们愿意不愿意土地改革？”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愿意。”

    一位年长者说：“领导同志，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他们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了，寺院就没办法解决烧火做饭的问题，所以请求不要土改。”

    习仲勋问黄正清：“是这样吗？”

    黄正清回答：“这里的寺院都是这样，吃饭靠周围群众提供燃料。由于宗教影响，凡是寺院的事，群众都看得很神圣，尽职尽责，历代如此。”

    回去以后，习仲勋给中央写了报告。党中央经过研究，采纳了习仲勋提出的“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施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广大僧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激，青海省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1953年春，黄正清作为剿总副司令员参加清剿马良股匪的工作。马良曾任国民党时期的临夏县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边界藏族聚居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黄正清从西安出发前，习仲勋送给他一支小手枪，要他带上好护身。习仲勋勉励黄正清说：“这次去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随时打招呼，不管外边说什么，你都不要有顾虑。现在台湾到处找你，给你空投任命状，还有一枚关防卡、一部电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接过枪，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流下热泪，因为他真正感觉到了党对他的关心和信任。

    到甘南后，黄正清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族聚居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若尔盖、阿坝地区以及甘南和青海南部地区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泽东像分送给大家。他对大家说：“全国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但是，马良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房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限，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不管是寺院、部落头人还是群众，我们都不予追究。”

    黄正清讲完后，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党的决策。在争取了群众切断马良股匪与寺院、部落的联系后，马良股匪很快被解放军击溃，剿匪获得胜利。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发去贺电加以赞扬。

    “文革”中，黄正清受到了批判，而习仲勋也早被划到“黑线”上，因此两人有10多年没有联系。1978年，黄正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见到习仲勋。劫后重生的两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相拥而泣。习仲勋坚定地对黄正清说：“我们应当向前看，要高兴才是啊！”

    此后的时间里，黄正清和习仲勋经常通电话、书信，来往更加密切。黄正清常汇报甘肃的工作情况和甘南藏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习仲勋也特别关心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每次都嘱咐黄正清要保重身体，鼓励他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10月，黄正清应习仲勋的邀请，到广东看望习仲勋。久别重逢，黄正清又是高兴得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再次流下热泪。还是习仲勋先克制住情绪说：“我们应当高兴啊！我们要高兴！”两位老人激动见面的动人场面，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习仲勋紧紧拉住黄正清的手来到一楼会客大厅，谈起了革命旧情。随后，他又给黄正清介绍特区的发展变化和开发前景，黄正清则向习仲勋汇报民族地区的新变化，俩人越谈越开心。

    与班禅大师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就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相识并结下了忘年之交。在此后长达40年的合作共事中，他们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情谊深厚，堪称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典范。

    习仲勋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一次相见是在1951年4月。当时，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赴京途中路过西安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习仲勋的迎接。在机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转达给他。”

    当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他的爱国热忱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在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前夕，毛泽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前往西宁送行，并转达他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12月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他说：“班禅大师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己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

    在欢送大会上，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发自肺腑地说：“我们流离内地快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藏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随后，习仲勋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刚直豪爽，直言不讳；习仲勋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习仲勋常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嘛！”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则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1962年5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报送周恩来总理。全文分8个部分，翻译成汉文约7万多字，所以也被称为《七万言书》。在文中，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系统阐述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左”的错误的意见和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