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习仲勋叔叔诞辰100周年。虽然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本人，但“习仲勋”这个名字，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里。1978年至1980年，习仲勋叔叔在广东主政期间，顶着重重压力，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让众多遭受打击的干部沉冤得雪。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冯白驹将军。

    我的小名叫女不娥，是家中的长女，出生于那个戎马倥偬的年代。父母甚至记不清我的生日，只记得“大约是琼崖纵队云龙改编那段时间吧”。我被奶奶在东躲西藏中带大，直到海南岛解放后，才得以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姐弟四人中，唯有我一个读过大学，大妹冯尔敏高中没毕业，弟弟冯尔生未念完初中，小妹冯尔曾甚至连小学都没能读完……这样的情形，不熟悉历史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父亲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解放后，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务。弟弟妹妹们均在解放前后出生，身为将军的孩子，他们怎么会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了呢？个中原因与一段往事有关。解放后，父亲曾两次受到“反地方主义”批判，被撤销了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职务。

    1958年的我，大约18岁，已从北京第40中学转回广州广雅中学读书。父亲平日在家从不跟我们谈论政治或他的工作，直到报纸上铺天盖地地批判他时，我这才知道父亲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一年，父亲被下放到广东三水县任副县长。临行前的晚上，时年55岁的父亲突然间紧紧抱着我12岁的大妹尔敏，放声痛哭……

    1963年，父亲调至浙江任副省长，分管科教文卫，负责计划生育、血吸虫病防治等工作。“文革”开始后，他被“造反派”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母亲被赶到五七干校学习，17岁的大妹冯尔敏下放到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县的一生产队，15岁的弟弟冯尔生和11岁的小妹冯尔曾中断学业被遣回海南琼山云龙老家。那时候的我，从军校外语专业毕业，被迫脱下军装到杭州一家制氧机厂做工人。

    再后来，父亲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结束了长达数年隔离审查的父亲，被送至北京日坛医院治疗。1973年7月19日，父亲在北京离世，最终没能守到云开月明的那一刻。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嘴里念叨着几句话，担心走后没人照顾孩子们。当时已远嫁济南的我，匆匆赶到父亲身边，但他人已离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1978年10月，在广州做了一名司机的小弟冯尔生接到了辗转几道，来自省委书记习仲勋办公室的陌生电话。那个年代能打通电话，找到弟弟，实属不易。来电的是习书记的秘书贾延岩，他受书记之托打听冯白驹家人的近况。多年之后，通过查阅各种历史资料，我才了解到，素昧平生的习仲勋叔叔那时根据中央关于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复查这段历史积案。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习仲勋书记也遭遇了重重压力。1980年10月，他离开广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1983年2月，在多位领导同志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撤销父亲原处分决定恢复名誉的通知。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这辈子经历过各种荣辱兴衰，各种悲欢离合，大部分记忆日渐模糊，但1983年春天的那件往事，仿佛烙了印般地刻在脑海里。

    那天，已调到广东第一轻工业厅工作的我，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去部里看份文件。在组织部二楼，当我接过那份平反通知时，百感交集，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每一个字，像是遇到了一个个久违了的亲人，眼泪如潮无声滑落……

    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文件也不能带走，我颤抖着问道：“可以抄下来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流着泪，逐字逐句、完完整整地把文件抄写在笔记本上。

    晚上，回到家中，我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把这份通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父亲听，一遍一遍地告诉他：“爸爸，党中央给您平反了！”

    关于习仲勋叔叔在为“反地方主义”错案平反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有这样一段评价：“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顶着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1988年6月，父亲的骨灰盒从北京运回海口，父亲的雕像在海口人民公园揭幕。我们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