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2日)
今年10月15日,是我父亲习仲勋的百年诞辰。广东省委、省政府今天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广东人民对我父亲的特殊感情。我首先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向所有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广东的历届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代表母亲齐心同志,向出席这次纪念座谈会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
纵观我父亲革命、奋斗的一生,可以说有两大亮点:一是在80年前,面对严酷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我父亲同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艰苦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二是在35年前,面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我父亲在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下,响应党中央号召主政广东,把守祖国南大门,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广东作为父亲的第二故乡,是他结束16年被审查、关押、监护生活后复出履新的第一个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最后人生归宿。1978年4月6日,刚到广东的父亲就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饱含深情地说:“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的水土养育我下半辈子。”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父亲在广东工作了近3年。离开中央工作岗位以后,经中央批准,他在广东深圳颐养天年。整整12年,他在这里读书、思考、休养、治病,直到去世。可以说,是广东的父老乡亲为父亲送行了最后一程。我们一家人深深地感激广东的各级领导,深深地感激广东的人民群众。
在父亲主政广东的两年零八个月,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广东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赴粤之初,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广东干部群众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造成的混乱局面,父亲和广东省委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通过借鉴当年延安整风,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父亲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东媒体于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光明日报》文章,并在全省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9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父亲明确指出,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人民日报》于9月20日报道了广东的这次学习会,据说这是见诸于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少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父亲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曾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在广东工作期间,父亲坚决贯彻中央要求,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使“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特别是广东彭湃冤案、庄辛辛冤案、李一哲冤案等的平反昭雪,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这样做,为广东塑造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营造了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环境。
广东沿海少数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改革开放之初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经过调查研究,父亲认识到,群众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今天,深港两地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深刻证明了父亲的观点。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这边现代化的城市令民众安居乐业,“逃港潮”已成为历史。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农业濒临崩溃。我父亲到任不久,就了解到广东1000万人缺粮。他心急如焚,马上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调粮,解一时之急。后来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致用书记帮了广东老百姓的大忙!听说安徽正在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马上安排妈妈和本来要同赴广东上任的黄静波同志一起去安徽学习取经,去寻找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父亲说: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性地实行广东本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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