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论证建立出口加工区

    众所周知，宝安一带曾是偷渡外逃的“重灾区”。对于这一问题，习仲勋同志特别重视。

    群众为什么会如此热衷逃港呢？习仲勋同志认为，要搞清楚群众逃港的根源，必须深入逃港“重灾区”，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只有在掌握真实详尽的一手情况以后，才可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并制定出有效政策。

    于是，他先是亲自带着调查人员抵达宝安调研偷渡外逃，接着，他派出外贸局、商业局、经委、计委等职能部门人员组成调查组，到宝安实地蹲点调研，寻找原因，提出对策。我时任省计委副主任，有幸被习仲勋同志“点将”，带人前往宝安，调查当地偷渡外逃和经济发展情况。我到了宝安以后，严格按照习仲勋同志指示，一头扎入群众之中，力图从最基层的角度来探寻偷渡外逃的根源，进而研究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举措。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调研，我们掌握了不少材料，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

    报告上呈习仲勋同志后，他予以肯定。省委、省革委会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对建立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一致意见。1978年10月，以我们调研报告为基础形成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由省革委会上报到国务院。1979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批复》，明确同意广东的设想。

    习仲勋同志曾找过我谈话，他先是和我讲了中央同意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的事情，接着便说，省委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精神，决定变更宝安和珠海的行政职能，将它们改为省辖市，省委正在为两市筹建领导班子。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组织上考虑让你到新成立的深圳任市委书记。他鼓励我说：“之前派你到宝安调研，你已经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同时也熟悉了那里的情况，相信你去了以后一定可以把任务完成，把事情办好。”

    很快，省委便发出宝安设市的通知。新成立的深圳市受省委和惠阳地委双重领导，按地区一级配备干部，省委任命我为市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新市的名字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宝安”而要用“深圳”呢？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深圳比宝安更具世界知名度；二是深圳紧靠香港，处于罗湖口岸所在的地方；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水为财，意头好。

    当面鼓励我们：放胆回去干

    确定新市的名字之后，我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深圳的开发建设之中。工作过程中，我时时想起习仲勋同志的嘱托，想起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想起他实事求是的处理方法，这些都是我面对困难时打开局面的动力之源。1979年2月，深圳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大力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观念，实事求是地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运用价值规律去发展生产力。会后，我们组织常委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调研，市委决定将边沿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我们希望，通过开辟“先富区”，可以把经济搞上来。这样，就不会有偷渡外逃的事情了。除了搞“先富区”，我们还搞了包产到户。以前是吃“大锅饭”，人们没有积极性。通过调查后我们发现，农民都赞成搞包产到户。一次，我和方苞同志去检查农业工作，一位公社书记说，农民极力主张包产到户，否则积极性不高。我就说，你去搞，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