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授权中红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65年12月，习老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在洛矿工作生活了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坚持半天学习，半天到车间参加劳动，虚心学习工人师傅的生产技术，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现在仍有许多老干部、老职工经常缅怀习老的音容笑貌和崇高品德。1986年4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建厂3O周年时，习老写了一篇“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文章，被收录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志》里。
    1975年至1978年，习老再次来到洛阳，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在下放的几年间，习老很少与领导干部接触。他明确地告诉他们：“还是回避为好，以免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习老串门比较多的是邻居丁师傅家，丁师傅住一楼，习老住二楼，两人是陕西老乡，风俗习惯，饮食口味，尤其是语言，都能说到一块儿，再加上丁师傅两口子好客，家中还有两个聪明听话的男孩子，讨人喜欢。习老在洛阳虽有夫人和女儿陪伴，但买粮、买煤、打蜂窝煤等出力气的活儿，总要有人帮忙。特别是那时买煤困难，头天晚上就得排队。所以，他家里不管有点儿什么事情，热心的邻居就给办好了。
    习老第一次去丁师傅家作客是一天晚上，一进门就说：“丁师傅，请你把窗帘拉上。”丁师傅不解其意，随声应道：“不用拉，开着窗帘屋里凉快。”“不，还是拉上吧。”习老小声说，“我是怕……给你带来麻烦啊。”以后二人熟了，习老就常到丁家串门，每次都聊到深夜。而当习老起身告辞时，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便递到了他的面前。看着丁师傅爱人既热情又诚实的微笑，习老不再推辞了。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丁家的两个儿子实际上成了习老的警卫员。当习老起身告辞回家时，不用老人说，孩子们就会主动扶习老上楼。哪怕是夜里，只要一听习老上楼的脚步声，孩子们便会跑来给习老当“拐棍”。一天夜里，送习老上楼进屋后，孩子们已经脱下衣服准备睡觉。这时，忽听楼上“咚”地响了一声，孩子们连忙披上衣服，跑上楼询问。当得知是习老不慎碰翻了一个凳子时，才放下心回自家睡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1月15日，习老在洛阳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习老这封信流露出三方面的含意：一是祝贺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二是渴望重新出山；三是希望恢复党籍。但是，他渴望重新出山和希望恢复党籍的愿望未能实现。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8月21日，他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早日恢复组织生活。8月24日，习老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1978年初，习老的夫人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关切地询问了习老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习老。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省委书记王辉负责，速将在洛阳的习老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