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秋高气爽的一天，一个收藏朋友给我一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一百斤券（图1）。这种借谷证虽然在政府博物馆里可以评定为国家三级革命文物，但在民间收藏市场还是有机会找到的，没有引起我的惊讶。况且，这张借谷证经过修补，对光一看三分之一多票面都黑呼呼的，而且修补者的技术较差，连粘贴的线条都不整齐，歪歪斜斜的，让人感觉整体形象不美观。

图1

    票虽然不美观，但在票下方一个直径61毫米的圆形公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说实话，我收藏这种红军临时借谷证已经有一定数量了，觉得红军临时借谷证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尤其是盖在下方使用单位的印章，看到印文，就会让人想起发生在票证上的红色故事。       

    例如，一张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供给部”印章（图2）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就会联想《绝命后卫师》电视连续剧。想起闽西儿女如何前仆后继四次组建红三十四师过程；想起这支部队如何在湘江战役执行断后任务时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的场景；想起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在敌人抬他去邀功行赏路上，用尽力气扯断自己肠子而牺牲，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故事。

图2

    又如，一张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司令部”印章（图3）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就会让人想起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的“宁都起义”，一下子使红军队伍扩大一万多人的动人情景；想起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位领导人不同的人生历程，气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巨大危害；想起当年的参谋长刘伯承一生胸怀大志、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的历史画面。

图3

    再如，一张盖有“中国工农红军八军团第二十一师供给部”印章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就会让人想起危难之时1934年9月组建红八军团的前因后果；想起为什么红八军团总共只有88天的悲壮历史；想起军团长周昆1938年3月在山西莫名其妙失踪，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

    红军临时借谷证背后的故事英勇悲壮、感人肺腑！每当想起这些，就会感到此时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已经超出了“票”的范畴，成了一幅承载红色故事，底蕴深厚的历史画卷！

    为什么此票下方直径61毫米的圆形公章那么吸引人？原来印文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司令部印”（图4）。

图4

    “炮兵司令部”这个名称在我脑海里非常陌生，而且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下属。我首先咨询长期研究中央苏区史的专家，希望能够为我破解这个谜团。但得到的答复是：“按照现有资料看，没有这个机构。按照当时情况看，尚未形成炮兵兵种。”

    为研究苏区文物，破解苏区文物的密码，我是很有耐心的。咨询专家是我研究红色文物的第一步。专家接触面广，学识丰富，参考资料多，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咨询专家等于站在巨人肩膀上往上高攀，既省时又省力。当然，任何专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遗漏之事在所难免。所以，在咨询不到需要史料的情况下，只有自己想办法查找资料了。

    自己查找资料，最简单的办法是上“百度百科”搜索。互联网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真的是非常简单快捷，给人的学习、生产、工作、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当我在搜索“炮兵”一词后，马上有了详细的答案：

    炮兵又称地面炮兵、野战炮兵，是以火炮、火箭炮、反坦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为基本装备，遂行地面火力突击任务的兵种。一般设有领导指挥机关，编有部队、院校、科研机构。部队通常按师(旅)、团、营、连的序列编制，主要装备压制火炮、反坦克火炮、反坦克导弹和地地战役战术导弹等。是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火力突击力量。

图5   现代导弹（图片来自网络）

    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操纵重型抛石机（炮）的士卒。宋朝，军队除用炮抛射石弹外，还抛射用火药制造的火球炮兵、铁火炮等，并把操作人员称为炮手。元朝，军队中出现炮手军、炮手万户府，最迟至1332年，已装备金属管形发射铁弹丸的口径为20毫米以上的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1409年（明永乐七年至八年）初，京军中建立的以火炮、火枪为主要装备的“神机营”，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明成祖远征漠北之战,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军队的步兵师编有炮兵团。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军队编有炮兵旅。

    遗憾的是，“百度百科”在“炮兵”词条里，只说到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军队有炮兵的编制，并没有说到红军有没有炮兵及其编制。

    反复翻阅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7月),也找不到红军炮兵司令部的记载。

    最近，刚好在看电视连续剧《大决战》，看到解放军的炮兵司令员朱瑞英勇牺牲的感人场景。被人们称之为“炮兵之父”的朱瑞（图6），在百度百科词条里也只有“解放战争时期，朱瑞临危受命，担负起建设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任务，培养了许多炮兵干部，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记录。

图6   朱瑞

    我们知道，红军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开始时连服装都未统一，武器装备落后程度就不用说了。但就在最艰苦、最弱小时期的红军部队，有炮的事实是肯定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毛泽东同志1928年秋写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呢？

    真的非常感谢江西省赣州市的陈磊先生，给我提供一篇讲述他爷爷故事的文章。他爷爷叫陈良全（图7），1900年出生于江西省崇義县杰坝乡，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長、连长。1934年7月至1934年10月在“彭杨步兵学校”学習。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任红一軍团炮兵营政委，随中央红军長征。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历任察哈尔军区卫生部政委，俘训师政委，补训六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49年10月随军南下，后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江西钨矿局公安局长，中南钨矿党委书记等职，直至1960年退休。   

图7   陈良全

    既然陈良全曾经是红一軍团炮兵营政委，说明至少在红一軍团是有炮兵营的部队编制。

    陈磊先生的文章中还附了另外一个人的照片，这就是红一軍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百度百科一查才知道，赵章成是一个非常有传奇式色彩的人物。

    赵章成原是西北军的迫击炮手，尽管他没有文化，但他结合自己的天赋和战斗经验，练就了精湛的迫击炮操作技术，射击技术十分娴熟，而且总结出许多土办法。

    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来到曾经葬送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安顺场，并连夜占领安顺场，夺得唯一一艘条木船。当时，大渡河北岸守敌川军有一个团的兵力，上游泸定桥至下游石棉富林一带还布防有7个团的兵力，而敌中央军薛岳部已追到西昌和冕宁的泸沽一带，形势万分危急。25日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等红军将领的直接指挥下，红一团一营二连的17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成功强渡天险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妄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但此时，第一批上岸的17勇士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杨得志毫不犹豫的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开炮压制川军。此时此刻，赵章成在一无帮手，二无炮架，三仅剩3发炮弹情况下，迅速找到了合适的战斗位置。没有炮架，他就左手托起炮身；没有人观察坐标，他就全凭经验瞄准。赵章成沉着冷静，第一发炮弹在反扑上来的敌人堆里爆炸，十多个敌人倒了下去。这一炮把敌人炸傻了，好半天才组织起队形往上冲。赵章成的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命中了在后面压阵的指挥官，在前面冲锋的敌人看当官的死了，纷纷退了回去。过河的17勇士趁机占领了有利阵地，有效地组织起火力还击。木船划了回来，第二批勇士又向对岸冲去。当敌人准备再做最后一次冲击的时候，赵章成的第三炮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炮弹爆炸后，巨大的气浪和飞起的弹片把敌人的队形炸开了锅，一个个抱头鼠窜，川军防线彻底崩溃。

图8   红军强渡大渡河

    赵章成这三炮，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这神奇的三炮，永远载入了我军炮兵史册 。为表彰他的突出贡献，中革军委授予他“神炮手”光荣称号。        

    此后，赵章成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64年，已过花甲之年的赵章成，在“大比武”运动中以炮兵副司令的身份，下到基层连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言传身教，传授他炉火纯青已趋化境的迫击炮技术（图9）。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对此曾大加赞赏，甚至以他的元帅身份公开提出练兵标准是“像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艺术的标准。”

图9    赵章成在演示无炮架发射炮弹

    在赵章成的简历里是这样叙述的：赵章成(1905——1969)，男，河南洛阳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任炮训队队长、红三军第9师炮兵连连长、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这说明红军有炮兵部队的编制是真实的。

    红军的炮兵部队编制最早开始于何时？有史料记载：1928年5月，工农革命第四军成立迫击炮连，有迫击炮8门。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有1个机炮营，1个山炮连，15个迫击炮连，6个机炮连。红三军团以第一次攻打长沙后组建的1个山炮连和2个迫击炮连为基础，在湖南平江长寿街组建炮兵团，辖2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1个运输连和1个步兵警卫连，装备山炮3门，迫击炮12门。1931年6月，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炮兵团，辖3个山炮连，1个炮兵教导队，1个运输连，1个警卫连。7月，军委炮兵团改编红三军团炮兵教导大队，辖3个区队。同年11月，红一军团成立炮工营以红三军迫击炮连、红四军迫击炮连与军团直属工兵连，在江西黎川尚武村合编而成。辖两个炮兵连和1个工兵连，1个独立平射炮排。装备迫击炮20门、平射炮2门。

    红军长征前夕的炮兵编制，有史料记载的是5个炮兵营23个炮兵连。主要集中在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时，红一方面军有3个炮兵营，12个炮兵连。即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炮兵营，下辖3个炮兵连；红一军团炮兵营，下辖2个炮兵连；红三军团炮兵营，下辖 3个炮兵连；红五军团迫击炮兵连；红八军团迫击炮兵连；红九军团迫击炮兵连；干部团特科营迫击炮兵连。共有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

    可惜的是，史料并无记载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究竟有没有炮兵团的编制。更没有炮兵团成立的时间和领导人的记录。

    按常理，这时既然有5个炮兵营，中革军委应该有一个统一协调炮兵的机构——炮兵团。

    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3301页刊登了一篇林彪、聂荣臻关于打敌飞机及成立炮团等问题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时间是1934年4月13日。其中第二条指出：“对付敌人的一师，除加紧我们的夜间进攻战斗的训练外，必须将苏区现在缴获的及宁暴的迫击炮统搜集由军委成立炮兵团，加以最实际的炮兵技术教育，兵工厂须制五六十门重迫击炮和大批炮弹，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数干重迫击炮，敌人的堡垒政策是会破产的，这对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有极实际的意义。构造重迫炮，这完全不是做不到的事，我们须克服一切困难做到才好。”

    林彪、聂荣臻关于中革军委成立炮兵团的建议，中革军委究竟有没有采纳是个谜。通常情况下，这个时期是第五次反“围剿”进入非常艰苦的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逐步地缩小，要对付国民党军军队的堡垒政策，火炮的作用非常重要，成立炮兵团的可能性比较大。

图10   1932年红军攻打漳州时缴获的枪和炮

    在红军历史上，有资料可查的有两次成立过炮兵团。第一次是1930年8月第三军团攻打长 沙后，缴获敌人一批武器，成立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炮兵团。但这个炮兵团存在的时间非常短，炮兵团成立10多天后，红三军团再次进攻长沙，此时，撤销了炮兵团。山炮连直属军团部，两个迫击炮连分别归属于第五军和第八军。第二次是1931年6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炮兵团，但在同年7月份，就改编为红三军团炮兵教导大队了，时间也是非常短。

    从1934年4月13日，林彪、聂荣臻关于打敌飞机及成立炮团等问题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和当时各个军团都有不少迫击炮的情况看，中革军委应该成立过炮兵团。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上的印章，也充分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

    苏区时期的历史非常复杂，不少情况与历料记载有出入。比如经常听到的一句话：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从此把“瑞金”改 为“瑞京”。史书如此说，中央电视台到今年还是如此说。可实际上查找《红色中华》报，最早出现“瑞京”字样的是1933年5月17日。《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机关报，如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成立，“瑞金”就改为了“瑞京”，为什么事隔一年多时间才出现在自己的机关报上？

    再说一件事，1988年夏天，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民安告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倾斜下来，从那屋梁顶上掉下个拳头大的包儿，外面用绳子扎得紧紧的。安告好奇地解了开来，原是一枚印章（图11）!这枚印章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公章。后来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多方鉴定查证，这枚印章是林伯渠同志当年长征时丢失的。印章的真实性不用怀疑，但印文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道理“财政人民委员”是行政领导个人职务的称呼，只有“财政人民委员部”才是单位名称，这么高级别的单位印章竟然少了一个“部”字。而在现存苏区粮票文物中，盖的却又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印章（图12）。  

图11

图12   1932年6月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券上的印章

    红军部队的编制从军团、军、师到团，各级都有内设机构，团一级的内设机构主要有三大部门，即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政治处、供给处的领导称之为主任，司令部的领导称之为参谋长。战争年代打仗处于主要地位，所以一般情况下介绍团的领导成员，都是团长、政委、参谋长三个人。实际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供给处主任是平级的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