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是依托洛八办旧址，于1985年成立的革命性纪念馆，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其基本陈列重点展示了自1938年建立到1942年撤离这段时期内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开展的工作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其的指导和关怀，阐述了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

党员干部在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学习。 焦涤 摄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内的展陈场景。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洛阳市老城区南门外九都东路222号，一座青砖灰瓦、古朴典雅的清代宅院静立于此，门楣上悬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匾额。这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

    合作抗日的统战阵地

    走进第一展厅，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带我们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考虑到日军可能从洛阳一带渡河，遂决定在洛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洛八办的工作，在办事处筹备期间，他就同负责此事的刘向三谈话，明确提出了宣传党的政策、抗战主张以及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准备在日军强渡黄河后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方便等重要任务。

    斑驳的墙壁、简陋的木桌长凳、老式的手摇电话机……纪念馆内的陈设向人们诉说着洛八办成立的艰辛。1938年10月，时任中央军委统战部负责人的刘向三，率50余名军事干部从延安来到洛阳。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阻挠，起初仅建立了八路军驻洛通讯处。直到1939年1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通讯处才改为办事处。后来，随着时局变化，洛八办的主要任务也有了调整：除了运送干部、青年，转运物资外，还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等。

    洛八办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特务在门前以摆摊做生意为名，加强对办事处的盯梢监控。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洛八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2年2月，迫于压力，洛八办工作人员不得不集体撤离，临走时，把部分不便携带的物品藏进了南院的水井里。1971年夏，当地居民在井底发现了这些抗战时期的文物。后经文物部门发掘，共清理出抗战文物120余件，其中“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等10枚徽章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奔向延安的交通枢纽

    展馆中一组数字令人震撼：在洛八办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共转送我党、我军人员约70批，1400余人，向延安输送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2700余人，并为根据地筹集、运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纪念馆讲解员栾少鹏介绍，在抗战期间，河南地下党向延安及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党员。洛八办因地理位置特殊，一经建立就成为联系延安与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

    在纪念馆“奔赴延安”展厅的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经过洛八办前往延安的青年们的照片。当时，刘向三遇到了一名从豫西去延安的青年，该青年家里很穷，没有路费，就背了一麻袋干红薯叶作为干粮，徒步从豫西走到了延安。这件事对刘向三触动很大。1939年春，刘向三向毛泽东提出，很多青年很向往延安，是否可以给没有路费的青年每人发3元钱。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由洛八办介绍到各抗日根据地的进步青年分两种情况：一是秘密出发，由洛八办派人护送；二是由洛八办发路费换军装出行。前者风险大，但节约了时间，国民党哨卡对普通百姓的检查没有那么严格。后者，到司令长官部办理通行手续时，青年的名字多用的是化名，许多人为了纪念，以后并没有改回真实姓名。

    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徐海东、彭雪枫等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也曾先后到过办事处。刘少奇三过办事处，彭德怀两次到办事处检查指导，他们在洛阳会见卫立煌等人，协调解决了很多问题。

    1939年初至1941年底，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办事处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积极做卫立煌等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工作，使其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有了全面的了解，开始对我党采取合作态度，卫立煌同意保留八路军在中条山的运输线，释放抗战前和山西“十二月事变”中的被俘、被扣人员，同意解决扣发的我军军饷。

    办事处还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卫立煌的机要秘书赵荣声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16位红色卧底之一。在中央的指导下，办事处对卫立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认同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他还曾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工作，为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了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制定相应对策和进行军事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对日作战、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走进纪念馆中院西厢房，在复原的刘少奇同志住室书桌上，一组用绳子串起的铁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栾少鹏介绍，这组铁片是刘少奇在洛八办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使用的“镇脑器”。

    1939年1月，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来到洛阳，化名“胡服”入住在洛八办的西厢房。每逢夜幕降临，这位胡首长的房间内总是灯火通明，甚至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一次，一位党员干部来到刘少奇房间汇报工作，看到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串用绳子串起来的铁片，很是好奇。刘少奇介绍，这是他驱赶疲倦的神器，名曰“镇脑器”。时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铁片更是冰冷刺骨。每当倦意袭来，刘少奇便将这串铁片戴在头上，顿时精神便来了。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刘少奇抓紧时间一边为同志们讲学，一边进行写作，后来到河南竹沟，根据这段时间的书稿和讲课内容，写成了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纪念馆的展厅里还陈列着两块银元，其背后是一个共产党人忠诚于信仰的故事。

    1942年，洛阳形势紧张，成立三年多的洛八办奉命分批撤离。途中，部分工作人员遭遇国民党特务袭击，党支部书记李泮溪受伤被俘。在狱中，他与其他同志秘密成立党支部，并许下誓言：要有为党牺牲的准备，决不能有出卖党、出卖同志的无耻行为。

    在被押往西安集中营的路上，李泮溪趁外出看病的机会摆脱特务，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身体痊愈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延安，并发给他两块银元当路费，他带着妻子孙国芝和孩子一起上路。

    那是个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又带有小孩。一路上，他们一家风餐露宿，乞讨前行。饿了，便找户人家讨几口吃的，有时甚至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困了，破庙、墙角、土坑都是他们的栖身之处。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李泮溪都不舍得花掉那两块银元，他把这两块银元看作自己和党组织唯一的联系，是他的精神支柱。再苦、再累、再饿、再冷，他也不愿用信念去换取温饱。就这样，李泮溪一家三口忍饥挨饿、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了延安。1987年，李泮溪的妻子孙国芝将这两块银元捐给了纪念馆。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漫长道路上，像李泮溪一样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多，他们在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舍小家为大家，不顾个人生死，毅然奔赴战场。正是千千万万像李泮溪一样的中华儿女，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书写出革命胜利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