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8日，王文彬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2000年国务院批复为记者节）。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采访毛泽东；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创刊，王文彬任首任经理；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庆市记者协会名誉主席、民建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全面办报能手”王文彬的一生，绝非“跑新闻、做调查”几个字就能全面涵盖的，生于乱世、勇担使命，他用尽一生心血捍卫新闻人的精神。

　　于右任慧眼赏识千里马

　　“有新闻就跑新闻，无新闻就作调查。”这是王文彬的办报理念。

　　1927年，年仅20岁的王文彬在任陕西青年社总务（负责人）时，认识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受于右任赏识，他被介绍去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学习。1930年到北平，任《华北日报》记者、编辑、采访主任及晚报主编，兼任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汉口《武汉日报》三报驻北平记者。

　　于右任再度介绍他认识了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得张季鸾介绍参加北平《华北日报》的工作。王文彬敢于担当和与生俱来游刃有余的办事能力，深得同仁赞誉。后又成为了《大公报》驻北平记者。1935年调到天津《大公报》，王文彬任平津版编辑兼外勤课主任。

　　1936年，王文彬被调到上海参与上海《大公报》的创刊工作，任《大公报》上海版“本市新闻版”主编兼外勤课主任。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大公报》代表广大人民的呼声，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不投降论》，表明了报馆坚定的抗战立场。为便于工作，当时通讯课与外勤课合并为采访部，而王文彬负责淞沪战场的采访工作和兼任本市3个版的主编。至11月上海沦陷，《大公报》被迫停刊，王文彬随即被派往香港参加当地组建《大公报》的工作。在香港，王文彬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因时局需要他被派去了战时的广州，奉命组建《大公报》驻粤办事处，担负起整个广州市的新闻采访，以及发展周边几十个县的通讯网。

　　敌机天天轰炸下的广州，王文彬和同志们日夜战斗在新闻第一线。随着战局越来越吃紧，王文彬让妻儿和报馆员工全部撤离广州去了香港，自己孤身一人继续坚守，直到日军攻进广州的前一夜，才放弃广州转往粤北，继续一路进行战地采访，及时将第一手战况以专电发往香港报馆。

　　创办“青记”成就“记者节”

　　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说到记者节不得不提到“青记”，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的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青记”的成立也绕不开王文彬。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市山西南路200号的南京饭店正式成立。如今，南京饭店里还有一个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会址纪念馆。

　　那是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约见夏衍等，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后加强新闻方面的工作。随后胡愈之、夏衍、羊枣等积极策划，商定建立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组织，范长江、王文彬等为首批发起人。

　　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终于在上海成立，通过了简章。15名年轻记者从各方汇聚到山西南路200号的南京饭店。他们代表24位发起人，在饭店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他们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伴随着笼罩上海的炮火声而生。

　　这24名发起人，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8岁，却在上海沦陷前夕，燃起不屈的火把。从此，“青记”经历战争洗礼，从创办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1938年底的600多人、1940年的1156人，下辖40多个分会，影响了千千万万拥有新闻理想追求正义的知识青年。

　　采访毛泽东“愿团结商谈早获结果”

　　重庆《大公报》报社旧址位于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原李子坝建设新村），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遗址之一，记录了当时大后方新闻媒体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往事。

　　1938年《大公报》从武汉迁至重庆，由无党派爱国人士王芸生担任总编辑，王文彬担任发行人兼经理。在重庆8年期间，《大公报》经历了“重庆大轰炸”，报馆虽3次被炸，但日发行量最多时达9.1万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万余份，创造了当时重庆报业的发行纪录，为激发重庆人民抗日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重庆《大公报》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

　　9月5日下午，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毛泽东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这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须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毛泽东很健谈，接受他们的采访时谈笑风生。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毛泽东还特意留下他们吃便饭，由周恩来与王若飞作陪。饭后，毛泽东亲自安排车把他们送回报馆。

　　翌日，《大公报》在第二版以大标题《毛泽东对本报记者谈，愿团结商谈早获结果》发表报道。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招待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席间毛泽东挥毫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赠送给了《大公报》。

　　1947年6月1日，重庆国民党当局在镇压社会各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大肆逮捕了众多学生、知名人士及新闻记者等，重庆《大公报》中多人被捕。王文彬与各地《大公报》负责人联合一起前往西南绥靖公署、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政府等呼喊营救，想尽办法展开营救。经过不懈努力，报馆的同志们被陆续救出并转移出去。

　　1949年重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要求王文彬署名刊登声明，表明《大公报》改变态度，坚决拥护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不说有损于政府的话等内容。王文彬坚决不从，并被迫从《大公报》辞职离开。

　　重庆解放后，王文彬才重返重庆《大公报》主持工作。

　　《大公报》转《重庆日报》出任首任经理

　　《重庆日报》社原总编辑雷勃曾介绍，《重庆日报》的前身是王文彬的《大公报》。

　　1950年10月，雷勃由《新华日报》调至重庆《大公报》。据雷勃说，此前《大公报》编辑部主任顾建平去了香港，原《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曾多次向西南局提出，要党组织派一个党员去《大公报》主持其编采业务。

　　1951年10月，在征得王文彬同意后，雷勃去上海《大公报》总馆汇报工作，希望将《大公报》交给重庆市委。到上海后，他将《大公报》交给重庆市委的建议，告诉了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并得到认同。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全西南的机关报，重庆市委完全依靠《新华日报》是不可能的，所以重庆市委很想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不久，西南局就同意了将《大公报》交由重庆市委的意见。